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說：“先王們的事跡都失傳了，《詩經》也沒有了，《詩經》沒有了以後，才有《春秋》一書的出現。晉國的《乘》書，楚國的《檮杌》書，魯國的《春秋》書，都是一樣的。它們的記事不外是齊桓公、晉文公，體裁則屬於史書。孔子說：‘《詩》的褒貶之義被我在作《春秋》時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