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觀察人的相貌來推測禍福，古人沒有這種事，有學識的人也不談論這種事。古時候有個叫做姑布子卿的；當今世上，魏國有個叫唐舉的。他們觀察人形體相貌就能預測吉凶、禍福，世俗之人都稱道他們。古代的人沒有這種事，有學識的人也不談論這種事。觀察人的相貌不如考察他的思想，考察他的思想不如鑒別他立身處世的方法。相貌不如思想重要，思想不如立身處世方法重要。立身處世方法正確而思想又順應了它，那麼形體相貌即使醜陋而思想和立身處世方法是好的，不會妨礙他成為君子；形體相貌即使好看而思想與立身處世方法醜惡，不能掩蓋他成為小人。君子可以說是吉，小人可以說是凶。所以高矮、大小、美醜等形體相貌上的特點，並不是吉凶的標誌。古代的人沒有這種事，有學識的人也不談論這種事。

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麵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揳大，不權輕重，亦將誌乎爾。長短、大小，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仲尼之狀，麵如蒙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皋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麵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麵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誌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
據說帝堯個子高，帝舜個子矮；周文王個子高，周公旦個子矮；孔子個子高，冉雍個子矮。從前，衛靈公有個叫公孫呂的大臣，身高七尺，臉長三尺，額寬三寸，但鼻子、眼睛、耳朵都具備，而名聲卻傳遍天下。楚國的孫叔敖，是期思這個地方的老百姓，發短而頂禿，左手長，站在軒車上個子還在車廂的橫木之下，卻成就了楚國的霸業。葉公子高，弱小矮瘦，走路時好像還撐不住自己的衣服似的；但白公作亂時，令尹子西、司馬子期都死在白公手中，葉公子高卻領兵入楚，殺掉白公，安定楚國，就像把手掌翻過來似的一樣容易，他的仁義功名流傳後世。所以對於士人，不是去測量個子的高矮，不是去圍量身材的大小，不是去稱量身體的輕重，而隻要看他的誌向就可以了。高矮、大小、美醜等形體相貌方麵，難道還值得一談嗎？再來說徐偃王的形貌，眼睛向上可以看到前額；孔子的形貌，臉上就好像戴了一個可怕的麵具；周公旦的形貌，身體好像一棵折斷的枯樹；皋陶的形貌，臉色就像削去了皮的瓜那樣呈青綠色；閎夭的形貌，臉上的鬢須多得看不見皮膚；傅說的形貌，身體好像立起來的魚鰭；伊尹的形貌，臉上沒有胡須和眉毛。禹瘸了腿，走路一蹦一蹦的；湯半身偏枯；堯、舜有三個眸子。信從相麵的人是考察他們的誌向思想、比較他們的學問呢？還是隻區別他們的高矮、分辨他們的美醜來互相欺騙、互相傲視呢？

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議論之卑爾。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議論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
古時候，夏桀、商紂魁梧英俊，是天下相貌出眾的人；他們的體魄強壯、身手敏捷，足可對抗上百人。但是身死國滅了，被天下人所恥笑，後世說到殘暴的君主，就一定會拿他們作例證。這並不是容貌造成的禍患啊。而是信從相麵的人見聞不多、認識不明智的緣故。現在世間犯上作亂的人，鄉裏的輕薄少年，沒有不美麗妖豔的，他們穿著奇裝異服，打扮得像婦女一樣，連神情體態都和女人相似；婦女沒有誰不想讓他們做自己的丈夫，姑娘沒有誰不想讓他們做未婚夫，拋棄了自己的親人、家庭而想和他們私奔的女人，比比皆是。但是一般的國君羞於把這種人作為臣子，一般的父親羞於把這種人當作兒子，一般的哥哥羞於把這種人當作弟弟，一般的人羞於把這種人當作朋友。不久，這種人就會被官吏綁了去而在大街鬧市中殺頭，他們無不呼天喊地號啕大哭，都痛心自己今天的下場而後悔自己當初的行為。這並不是容貌造成的禍患啊。信從相麵的人見聞不多，所以談論起來才是這樣的不高明。說到這兒，那麼在以相貌論人與以思想論人兩者之間將讚同哪一種意見呢？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為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偝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相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
人有三種不吉利的事：年幼的不肯侍奉年長的，卑賤的不肯侍奉尊貴的，沒有德才的不肯侍奉賢能的，這是人的三種禍害啊。人有三種必然會陷於困厄的事：做了君主卻不能愛護臣民，做了臣民卻喜歡非議君主，這是人使自己必然陷於困厄的第一種情況；當麵不順從，背後又毀謗，這是人使自己必然陷於困厄的第二種情況；知識淺陋，德行不厚，辨別是非曲直的能力又與別人相差懸殊，但對仁愛之人卻不能推崇，對明智之士卻不能尊重，這是人使自己必然陷於困厄的第三種情況。人有了這三不祥、三必窮的行為，如果當君主就必然危險，做臣民就必然滅亡。《詩》雲：“下雪紛紛滿天飄，陽光燦爛便融消。人卻不肯自引退，在位經常要驕傲。”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啊。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無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
人之所以稱為人，是因為什麼呢？我要說：是因為人具有區別事物的能力。餓了便想吃，冷了便想取暖，累了便想休息，喜歡得利而厭惡受害，這是人生來就有的本性，它是無須依靠學習就會這樣的，這是禹、桀的相同之處。然而人之所以成為人，並不隻是因為兩隻腳而身上沒有毛，而是因為對各種事物的界限都有所區別。現在那猩猩的形狀與人相似，也是兩隻腳，隻是有毛罷了，可是君子卻嚐它的肉羹，吃它的肉塊。所以人之所以成為人，並不隻是因為他們兩隻腳而身上沒有毛，而是因為他們對各種事物的界限都有所區別。那禽獸有父有子，但沒有父子之間的親情；有雌有雄，但沒有男女之間的界限。而作為人類社會的道德規範，它對所有的事物界限都要有所區別。

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審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對各種事物的界限加以區別沒有比確定名分更重要的了，確定名分沒有比遵循禮法更重要的了，遵循禮法沒有比效法聖明的帝王更重要的了。聖明的帝王有上百個，我們效法哪一個呢？那我就要說：禮儀製度因為年代久遠而湮沒了，音樂的節奏因為年代久遠而失傳了，掌管禮法條文的有關官吏也因與製定禮法的年代相距久遠而使禮法有所脫節了。所以說：想要觀察聖明帝王的事跡，就得觀察其中清楚明白的人物，後代的帝王便是。所謂後代的帝王，就是當今天下的君王；舍棄了後代的帝王而去稱道上古的帝王，舉例來說，這就好像舍棄了自己的君主去侍奉別國的君主。因此說：若想要了解千年的曆史，就要觀察現在；若想要了解成億萬，要先從一二數起；若想要知道上古的社會情況，就要審察當今周王朝的治國之道；若想要通曉周王朝的治國之道，那就要審察他們所尊重的君子。因此說：“根據近世來了解遠古，從一可以知道萬，由隱微的東西來了解明顯的東西。”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者異道。”而眾人惑焉。彼眾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可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
那些狂妄無知的人說：“古代和現在情況不同，古今用來治亂的方法也不同。”於是人們迷惑不解。那所謂一般群眾，是才性愚昧而說不出道理、見識淺陋而不會判斷是非的人。他們親眼看見的東西，尚且可以欺騙他們，更何況是那些幾千年前的傳聞呢！那些無知而胡言亂語的人，就是近在大門與庭院之間的事，尚且可以欺騙人，更何況是幾千年之前的事呢！聖人為什麼不能被欺騙呢？這是因為：聖人是根據自己的切身體驗來推斷事物的。所以，他根據當今人的情況去推斷古代的人，根據當今的人情去推斷古代的人情，根據當今的某一類事物去推斷古代同類的事物，根據流傳至今的學說去推斷古人的功業，根據事物的普遍規律去觀察古代的一切，因為古今的情況是一樣的。隻要是同類而不互相違背的事物，那麼即使相隔很久，它們的基本性質還是相同的，因此聖人在邪說歪理麵前也不會迷亂，觀察雜亂無章的事物也不會困惑，就是因為他能按照這種道理去衡量它們。古代流傳到後世的賢人，除了伏羲、神農、黃帝、堯、舜這五位帝王之外，沒有其他人了。這並非那時沒有賢能的人，而是由於年代太過久遠的緣故；在這五位帝王之中沒有流傳到後世的政治措施，並非他們沒有好的政治措施，而是由於年代太過久遠的緣故；夏禹、商湯雖然有流傳到後世的政治措施，但不及周代的清楚，並不是他們沒有好的政治措施，而是由於年代太過久遠的緣故。流傳的東西時間一長，談起來就簡略了；近代的事情，談起來才詳盡。簡略的，就隻能列舉它的大概；詳盡的，才能列舉它的細節。愚笨的人聽到大略不知道詳情，聽到細節卻不知大要。因此禮儀製度便因為年代久遠而湮沒了，音樂的節奏便因為年代久遠而失傳了。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辯，君子不聽。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誌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故君子之於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
凡是說的話不符合古代聖王的道德原則、不遵循禮義的，就叫做邪說，即使說得動聽有理，君子也不聽。效法古代聖王，遵循禮義，親近有學識的人，但是不喜歡談論聖王，不樂意宣傳禮義，那也一定不是個真誠的學士。君子對於正確的學說，心裏喜歡它，行動上一心遵循它，樂意宣傳它。所以君子一定是能言善辯的。凡是人沒有不喜歡談論自己認為是好的東西，而君子更是這樣。所以君子把善言贈送給別人，覺得比贈送金石珠玉還要貴重；把善言拿給別人看，覺得比讓人觀看禮服上的彩色花紋還要華美；把善言講給別人聽，覺得比讓人聽鍾鼓琴瑟還要快樂。所以君子對於善言的宣傳永不厭倦。鄙陋的小人與此相反，他們隻注重實惠，而不顧及文采，因此一輩子也免不了卑陋庸俗。所以《周易》說：“就像紮住了口的袋子，既沒有責怪，也沒有讚譽。”說的就是這種迂腐的儒生。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善者於是間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嬴絀，府然若渠匽栝之於己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抴。度己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抴，故能寬容，因眾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
大凡勸說的難處是：懷著極其崇高的思想境界去對待那些極其卑鄙的人，帶著最能將國家治理好的政治措施去接觸那些最能把國家搞亂的人，這是不能直截了當達到目的的。舉遠古的事例容易流於謬誤，舉近代的事例容易流於庸俗，善於勸說的人在這中間，必須做到舉遠古的事例而不發生謬誤，舉近代的事例又不顯得庸俗；說話內容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動，隨著世俗的變化而抑揚；是說得和緩些還是說得急切些，是多說一些還是少說一些，都能適應情況，像阻攔流水的渠壩、矯正竹木的工具那樣控製自己；婉轉地把所要說的話都說給了對方聽，但是又不挫傷他。所以，君子律己像木工用墨線來取直一樣，待人像梢公用舟船來接客一樣。用墨線似的準則律己，所以能夠使自己成為天下人效法的榜樣；用舟船似的胸懷待人，所以能夠對他人寬容，也就能依靠他人來成就治理天下的大業了。君子賢能而能容納無能的人，聰明而能容納愚昧的人，博聞多識而能容納孤陋寡聞的人，道德純潔而能容納品行駁雜的人，這叫做兼容並蓄之法。《詩》雲：“徐國已經來順從，這是天子的大功。”說的就是這種道理啊。

談說之術：矜莊以蒞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分別以明之，譬稱以喻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吶也；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誌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見端不如見本分。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
談話勸說的方法是：以嚴肅莊重的態度去麵對他，以端正真誠的心地去對待他，以堅定剛強的意誌去扶持他，用比喻稱引的方法來啟發他，用條分縷析的方法來開導他，用和藹可親的方式將自己的思想傳達給他，使自己的話顯得寶貴、珍異、重要、神妙。像這樣，那麼勸說起來就不會不被接受，即使不能令對方高興，對方也沒有不尊重的。這叫作能使自己所珍重的東西得到珍重。古書上說：“隻有君子才能使自己所珍重的東西得到珍重。”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啊。君子必定能言善辯。人都喜好談論自己崇尚的東西，君子尤其如此。小人能言善辯，是宣揚險惡之術；而君子能言善辯，是宣揚仁愛之道。言談如果與仁愛之道不相吻合，那麼他開口說話還不如沉默不語，他能說會道還不如笨嘴拙舌；言談如果與仁愛之道相吻合，那麼喜歡談說的人就是上等的了，而不喜歡談說的人就是下等的。因此合乎仁愛之道的言談是偉大的。由上麵製定用來引導下麵的，是政策與命令；發起於下麵用來忠於上麵的，是建議與勸阻。因此君子奉行仁愛之道是永遠不會厭倦的。心裏喜歡它，行動上一心遵循它，樂意談論它，因此說君子必定能言善辯。辯論細節不如揭示頭緒，揭示頭緒不如揭示固有的名分。辯論細節能明察秋毫，揭示頭緒能明白清楚，固有的名分能治理好，那麼聖人、士君子的身份就具備了。

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居錯遷徙，應變不窮，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則節，足以為奇偉偃卻之屬，夫是之謂奸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
能言善辯有小人、士君子、聖人之別：不提前思慮、不提早謀劃就能恰當地說出相應的本質，寫出綜合性概括性的文章，舉措能合乎當下各種各樣的需求，也能適應千變萬化的時勢，這就是聖人之辯。提前經過思考謀劃，言語有道理可以接受，文章邏輯嚴密內容實際，能統一正確的觀點，是士君子之辯。言辭沒有邏輯沒有主旨，實施起來多是虛假虛幻而沒有實際的效用，對上不能順應聖明的君主，對下不能令百姓和諧齊一。但是他講話很有分寸，或誇誇其談，或唯唯諾諾，調節得宜；這類人足以靠口才而自誇自傲，可稱為壞人中的奸雄。聖明的帝王一上台，這種人是首先要殺掉的，然後把盜賊放在他們的後麵進行懲處。因為盜賊還能夠轉變，而這種人是不可能悔過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