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製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掩跡於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麵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主枝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大儒的作用是：周武王去世以後，由於成王還年幼，周公擔心天下有人會背叛周朝，就擁護成王繼承武王之位來統轄天下。周公登王位，處理天下大事心安理得，好像這本來就應該是他擁有的權力一樣，但是天下的人並不認為周公事貪圖王位。周公殺了管叔，把殷國都城變成了廢墟，可是天下人並不覺得他殘暴。周公控製天下，分封七十一個諸侯國，其中姬姓的占了五十三個，但天下的人並不認為他偏私。周公教導成王，使他明白禮儀之道，使他能繼承先輩的事業。周公把王位歸還給成王，可是天下諸侯繼續臣服於周，周公也回到臣位，朝拜成王。天子這個職位，不能由年幼的人來承擔，也不能由他人代理去做。能勝任這一職位的人，天下人就會歸順他，反之，天下人就會背離他。所以，周公撇開成王，繼承武王的事業而統治天下，這是深恐天下的人會背離周朝。成王到二十歲了，已經長大成年了，周公就把王位歸還給成王，以表明他不滅掉嫡長子的禮義法度。於是，周公就沒有統治天下的權力了，過去擁有天下，現在沒有了，這不是禪讓；成王以前不能掌握天下，現在可以了，這不是篡奪；這是由於地位次序的變化的緣故啊。因此，所以周公以旁支的身份來代替嫡長子執政並不算超越本分，弟弟誅殺兄長也不算殘暴，周公與成王調換了地位並不算不順位。依靠天下的安定，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功業，彰明了旁支和君權的大義，雖然有了這樣的變化，可是天下仍安然如一。除了聖人沒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這就是大儒的作用。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
秦昭王問孫卿子道：“儒者對治理國家沒有什麼益處吧？”
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
孫卿子答道：“儒者效法先王，尊崇禮義，謹慎地做臣子，並使他們的君主尊貴。如果得到君主的任用，他們在朝廷內會做一個稱職的臣子；如果無法得到任用，他們就會退居民間，在編入的戶籍冊中，做一個誠實、順服的普通百姓。即使處境艱難，受凍挨餓，也不會用不正當手段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即使貧窮得沒有安身之處，也能深明維護國家的大義。雖然他的呼聲沒有誰響應，但是他通曉管理萬物、養育百姓的綱紀。如果地位在人之上，他們可以成為天子、諸侯；地位在人之下，他們也是國家的棟梁。即使隱居在窮巷陋屋，也沒有人會不尊重他，因為他們確實身懷道術啊。
“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逾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
孔子就要擔任魯國司寇了，奸商沈氏知道了，賣羊時，他就不敢在早晨把羊喂飽飲足以欺騙買主，公慎氏也休棄了淫亂的妻子，平時奢侈浪費、胡作非為的慎潰氏也搬離了魯國，甚至魯國賣牛馬的也不再漫天要價了，這是因為孔子以正道對待他們的緣故。孔子住在闕黨的時候，闕黨子弟將捕獲的魚獸進行分配，其中有父母的人就分得多一些。這是因為孔子用孝悌教化了他們。儒者在朝廷中擔任官職，就能使朝政完美；作為老百姓，就能使風俗優良。儒者做臣民時就像這樣的啊。
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
秦昭王問：“那麼，儒者地位在人之上的時候，又是怎樣的呢？”
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誌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
孫卿答道：“儒者在人之上，他們的作用就更大了！他們內心意誌堅定，用禮義製度修治朝廷，用各種規章製度整頓官府，百姓之中，忠誠、信實、仁愛、利他的美德蔚然成風。為了獲得天下而做不合禮義的事情，錯殺無罪的人，這樣的事情，他們是一件也不會做的。這種做君主的道義被人民接受，傳遍四海，那麼天下的人就會齊聲響應他。這是什麼原因呢？就因為他尊貴的名聲顯赫，天下的人都很仰慕。所以，君主周圍的人就會歌頌他、歡迎他；而遠方的人，也會不辭辛勞去投奔他。這樣，四海之內，如同一家一樣，交通方便的地方，沒有不服從的，這就是為人楷模。《詩經》說：“從西到東，從南到北，沒有不歸服的。”說的就是這種情況。他們處在人之下是那個樣子，處在人之上是這個樣子，怎麼能說他們對於治理國家沒有好處呢！”
昭王曰：“善！”
昭王說：“講的好！”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遍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止矣。相高下，視墝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貨財，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譎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
古代聖王之道，是“仁”的最高體現，是按照最適中的標準去實行的。什麼叫做適中呢？答道：就是禮義。這個“道”，不是天之道，也不是地之道，而是人們應該遵循的法則，君子應遵循的法則。君子所說的賢能，並不是說能全麵做到所有人所能做到的所有事情；君子所說的明智，並不是完全能知道別人所知道的一切；君子所說的分辨，並不是說能夠完全分辨別人所能分辨的事物；君子所說的詳察，並不是完全能夠詳察別人所詳察的意思。君子的才能與知識是有限度的。察看田地地勢的高低，識別土質的貧瘠肥沃，安排五穀種植的順序，君子不如農民；流通錢財貨物、鑒定貨物的優劣，爭討價格的高低，君子不如商人；設置圓規曲尺，陳設墨線，熟練運用工具，君子不如工人；不顧是非，對與不對的實際情況，互相貶抑、相互譏羞，君子不如惠施、鄧析。至於比較德行來確定他的等級次序，衡量人的才能而授予官職，使賢者與不賢的各安其位，有才能的和沒有才能的人都能得到相應的官職，萬物都能得到恰當的利用，各種突發變化都得到相應的處理，慎到和墨翟也不能發表他們的議論，惠施、鄧析不能滲透他們的詭辯，說話一定要合符理性，做事要有緩有急，這些就是君子所見長的。
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奸事；知說失中，謂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麵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不管作什麼事情，對於原則有好處，就做；反之，就不做，這就叫正確處理事情。知識學說，對於原則有好處的，就實行；反之，就舍棄，這就叫正確對待學說。事情和行為不得當，就使奸邪的事；知識學說不得當，就是奸邪的學說。奸邪的事與奸邪的學說，在安定的社會被人們拋棄的，但在混亂的社會卻會有人遵從。至於虛實的相互轉化，“離堅白”“合同異”的分析，即使是耳聰的人也聽不明白，眼明的人也看不清楚，善辯的人也不能說清楚，即使有了聖人的智慧，也不能輕易說得清。不懂得這些，並不妨礙他成為一個君子。懂得這些，也不能說他就不是一個小人。就如工匠，他不懂得這些，並不妨礙他成為能工巧匠；君子不懂得這些，也不妨礙治理國家大事。天子諸侯喜好奸事、奸道，就會搞亂法度；老百姓喜好奸事、奸道，就會搞亂事情。狂妄糊塗呆笨愚蠢的人，就開始帶領他們的徒眾，申辯他們的奇談怪論，並用譬喻和引證來闡明，即使到了人老子大之時也不知厭惡。這就叫做最愚蠢的人，還不如鑒別雞狗優劣的人可以因此獲得名聲。《詩經》上說：“你這樣鬼頭鬼腦？無影無形看不清！你的麵目這樣醜陋，給人看也看不透。我作這支歌，就是要揭穿你的反複無常。”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
我想由卑賤變得高貴，由愚昧變得智慧，由貧困變得富有，可以嗎？
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辯黑白，豈不愚而知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貣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是杅杅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
回答道：那隻有通過學習吧！那些學習的人，能遵行學到的東西，就可叫做士人；能勤奮努力的，就可叫做君子；能精通學到的東西，就是聖人。既然最高可以成為聖人，次等的可成為士人君子，那麼誰能阻止我上進呢？以前，還隻是一個渾渾頓頓的普通人，突然間便可跟堯、禹齊名，這難道不是由卑賤變成高貴嗎！以前，竟不能區分戶內與戶外禮節的區別，突然就能追溯仁義的根源，分辨是非，處理天下大事就像分辨手掌上黑白顏色那麼簡單，這難道不是由愚昧變成明智嗎？過去一無所有，頃刻間治理天下的大權全部到了他手中，這難道不是由貧窮變得富有了嗎？如果有一個人，他貯藏了無數的金銀財寶，即使靠行乞過活，人們也會說他富有。他的那種財寶，既不能夠穿；也不能夠吃；即使賣它也不能很快出售。但是人們卻說他富有，為什麼呢？這難道不是因為他這裏確實有巨大的財富嗎？這樣看來，學識淵博也就成為富人了，這難道不是由貧困變得富有了嗎？
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誇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誇誕則虛。故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此之謂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己斯亡。”此之謂也。
所以，雖然君子沒有官位也高貴，沒有俸祿也富有，不用說話也能取信於人，不用發怒也有威嚴，處境窮困依然榮耀，處境孤獨仍然快樂，君子那些最高貴、最富有、最莊重、最嚴肅的實質都集中在這種學習之中了嗎？所以說，尊貴的名聲不能用拉幫結派的方式去爭奪，不能靠自我吹噓去占有，也不能靠權勢地位的威脅去獲得，必定要靠真正刻苦學習，然後才能得到。如果一心一意去爭奪，名聲反而會失掉；如果謙讓，反而會得到。遵循正確的原則行事就能保持尊貴的名聲，虛誇欺詐就會得不到高貴的名聲。所以，君子致力於自己內在的思想修養，在行為上要謙讓，應當致力於自身美德的積聚，遵循正確的原則處理事物。這樣，那麼高貴的名聲就會像日月那樣顯明，天下的人就會像雷霆那樣轟轟烈烈的響應他。所以說，即使君子隱居了，但名聲仍然顯著，地位雖然卑微，卻榮耀顯赫，即使謙讓仍能勝過他人。《詩經》上說：“仙鶴在沼澤裏鳴叫，聲音直衝雲霄。”說的就是這個意思。粗魯的人就與此相反，他們拉幫結夥，但黨羽越來越少，用不正當的手段爭奪名譽反而得到更為羞恥的名聲，厭煩勞苦，希求安逸，而他自身更加危險。《詩經》上說：“有些人不善良，總是怨恨別人，他隻知道爭取官位，而不懂得謙讓，終於自取滅亡。”說的就是這種人。
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
能力不大卻要幹大事，這就如同氣力很小而偏要去挑重擔一樣，除了斷骨折腰，再沒有別的下場了。自己本身不賢卻吹噓自己為賢人，這就如同一個身軀佝僂的人總想爬高一樣，這樣，指著他的頭嘲笑他的人就更多了。所以，英明的君主根據人的德行安排官位，就是為了防止混亂；忠實的臣子確實有才能，然後才敢於接受職位，就是為了不使自己陷於困窘。君主安排官職不混亂，臣子按能力任職不會陷入窘境，這就是治國的最高境界了。《詩經》中說：“君主左右的人都很能幹，而且都很聽從君上的命令。”這就是說，上下的關係不會互相錯亂了。
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修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己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眾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以依從習俗為妥善，以貨物錢財為珍寶，以保養身體延續生命為自己的最高準則，這是普通老百姓的德行。行為合乎法度，意誌堅定，不因為個人的欲望擾亂所學到的東西，如果這樣，就可以稱為正直的人了。行為合乎法度，意誌堅定，喜歡改正自己所學到的東西，用來矯正自己原有的性情；他的言論多半是恰當的，但不完全曉諭明白；他的行為多半是恰當的，但還不完全妥當；所考慮的事多半是正確的，但還不周密；對上能夠發揚自己所推祟道義，對下開導不如自己的人；這樣，就可以叫做忠厚的君子了。修習曆代帝王的法度，就如同分辨黑白一般，適應當時的變化，如同數一、二這樣簡單的數字那樣輕鬆；遵行禮節，處之泰然，如同運動身體四肢一樣行動自如；抓住時機，建立功勳的技巧，就如同通曉四季的變更一般；治理政事，安定百姓，把億萬人團結得像一個人，這樣就可以稱為聖人了。
井井兮其有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有終始也，猒猒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
整整齊齊啊，凡事都那樣有條有理。威風凜凜啊，他是那樣受尊敬。堅定不移啊，他是那樣始終如一，明明白白。安安穩穩啊，凡事都能長久保持。痛痛快快啊，他是那樣地執行原則毫不怠慢。昭昭耀耀啊，他是那樣的清楚的運用智慧。勤勤懇懇啊，他的行為多麼合符禮義法度。安安泰泰啊，他是多麼的文采洋溢。和和藹藹啊，他是那麼的喜愛別人的善美。兢兢業業啊，他是那樣地擔心別人做錯事。這樣，就可以叫做聖人了，這是因為他的道產生於專一。什麼叫做專一？答：保持神明與穩固。什麼神明與穩固？答：以完備周全的方法治理國家就叫神明。任何事物都不能顛覆它就叫做穩固。既神明，又牢固就可以叫做聖人。
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詩》言是，其誌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嚐有也。
所謂聖人就是道的總和。天下的道都集中在它這裏了，曆代帝王的道也都集中在這裏。所以《詩經》、《尚書》、《禮經》、《樂經》的道也都歸屬在這裏了。《詩經》中說的是聖人的意誌；《書經》說的是聖人的政事；《禮經》說的是聖人的行為；《樂經》說的是聖人的協調；《春秋》說的是聖人的微言大義。所以，《國風》之所以不是放蕩的作品，是因為以此節製它的緣故；《小雅》之所以為小雅，是因為用它來美化的緣故；《大雅》之所以為大雅，是因為它來光大的緣故；《頌》之所以達到了詩的最高峰，是因為它精神來貫穿的緣故。天下之道全都集中在這裏，順著它去做，就會得到昌盛，違背它去做，就會遭到滅亡，順著它去做而得不到好昌盛，違背它去做而行不被滅亡，從古到今，還沒有過這樣的事情。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
有個客人說：“孔子說：‘周公多麼偉大啊，他地位高貴卻更加謙恭有禮，他家庭富有卻節儉有加，戰勝了敵人卻更加戒備。”
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兼製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麵而迎太歲，至汜而泛，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幹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頀》廢矣。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跨天下而無蘄。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
答道：“這恐怕不是周公的行為，也不是孔子的觀點。”武王死後，成王年紀尚小，周公撇開成王，繼承了武王的事業，他登上天子之位，背靠屏風而立，諸侯小心謹慎的急走到殿堂之下朝拜。這個時候，他又對誰謙恭有禮呢！確立了對天下的全麵統治，分封了七十一個諸侯國，姬姓就有五十多個，周王室的子孫，隻要不是愚蠢之極的，沒有不成為顯貴的諸侯的。誰又能說周公節儉呢？武王出兵討伐紂王，出兵那天恰逢兵忌之日，向東進兵，衝犯了太歲，兵到汜水又遇江水泛濫，到了懷城又遇城牆倒塌，到了共頭山，又遇到山崩。武王的弟弟霍叔害怕，說：“出兵三天就遇到了五次災難，恐怕討伐的時機還不成熟吧？”周公卻說：“紂王把王叔比幹剖腹挖心，又囚禁王叔箕子，朝中由奸臣飛廉、惡來執政，這又有什麼不可以呢！”於是他挑選精兵繼續前進，早晨在戚地吃飯，晚上在百泉宿營，第二天黎明時就逼近牧野。剛一開戰，紂王的兵卒就倒戈相向，於是，周軍借用商人的力量誅殺了紂王。所以，殺紂王的不是周軍，而是商人。所以，周軍將士沒有斬獲頭顱和俘虜敵人，因此，也沒有衝鋒陷陣的賞賜，軍隊返回國後，就把盔甲和兵器收藏起來，統—了天下，設置了音樂，於是就用周樂《武》、《象》代替了原來的《韶》《護》之樂。整個天下，沒有不改變思想，而歸順周朝的。因此，家家不必關閉大門，走遍天下也沒有界限了。這時，還要戒備誰呢？
造父者，天下之善禦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裏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裏，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裏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製強暴，則非大儒也。
造父，是天下最擅長駕駛車馬的人，但如果沒有車馬，就不能表現他的才能；後弈，是天下最擅長射箭的人，但如果沒有弓箭，也就無法顯示他高超的技藝；大儒這樣的人，善於使天下百姓協調一致，但如果沒有百裏的國土就不能顯示他的功用。如果車子堅固，又有良馬，可是憑靠這些卻不能達到遠處，日行千裏，那麼他就不是造父了；弓調好了，箭也很直，可是他卻不能射中遠處很小的目標，那他就不是後弈；治理百裏之地，如果不能使百姓協調，統一天下，不能製服強暴的國家，這就不是大儒。
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用百裏之地而千裏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征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眾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蹠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那些大儒，即使隱居在偏僻的街巷、簡陋不堪的房屋中，雖然自己貧窮的無立錐之地，可是王公大人卻不能同他爭奪名望；雖然他所管轄的僅百裏見方的小國，但是擁有千裏大國的人不能同他相匹敵；打擊暴虐的國家，統一天下，沒有什麼能夠動搖他，這就是大儒具備的特征。他的言行合乎禮義，做事果斷，處理危機，應付突發事件能夠恰到好處；他能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不管外界怎樣變化，他的道術是始終如一的，這就是大儒的典範。他窮困失意時，庸俗的儒生都恥笑他；當他顯達的時候，英雄豪傑都被他感化，不正派的人都會逃離他，堅持邪說的人都懼怕他；眾人也都愧對他。在他顯達時，就官運享通，就能夠統一天下，在他處於困境時，就能獨樹高聲。上天不能使他死亡，大地也不能將他埋葬，即使夏桀、盜蹠的時代也不能玷汙他，如果不是大儒，就不能這樣立身處世，而孔子、子弓就是這樣的人。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製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掩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亻患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誌：是俗儒者也。法後王，一製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製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嚐聞也，所未嚐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裏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
所以，有庸俗的人，有庸俗的儒士，有高雅的儒士，有大儒。不學習，不講求正義，把追求財富為目標，這是是庸俗的人。穿著寬大的衣服並束著寬大的腰帶，戴著中間高兩旁低的帽子，粗略地效法古代聖王，這足以擾亂天下；雜舉荒謬的學說，不知道把實踐禮儀放在首要地位，把記誦《詩經》《尚書》放在次要地位；他們的衣冠、行為已經和世俗相同了，然而不知道厭惡自己；但還不知道厭棄它們；他們的言論，已經和墨子沒有什麼不同了，然而並不能明顯的區分；他們靠吹捧先王欺騙愚蠢的人，從而獲得衣食，得到一點積蓄足以糊口就得意洋洋；順從顯貴的人，侍奉他們的親信小人，吹捧顯貴者的座上客，心安理得的作他們的奴仆，而不敢有其他任何誌向，這種人就是庸俗的儒士。效法後代的帝王，統一製度，推崇禮儀而把《詩經》《尚書》降到次要位置，他的言行已經基本符合基本的法規的要求了，然而他的智慧還不能解決法度和教育沒有涉及到的問題，以及見聞所沒有達到的事物，即使有智慧還不能觸類旁通；知道就說知道，不知道就說不知道，對內不欺騙自己，對外不欺騙別人，根據這種觀念而尊重賢人，敬畏法度，不敢怠慢，這種人即為高雅的儒士。效法古代的聖王，總括禮義，統一製度，根據不多的見聞把握很多的知識，根據古代的事情把握現代的事情，根據單一之事推知世間萬事萬物，如果是合乎仁義的事物，即使在鳥獸之中，也能如同辨別黑白那樣把它辨認出來；奇特的事情，古怪的變化，從沒有聽過，也不曾見過，突然發生了，也能拿禮義來應對，而沒有什麼疑惑與慚愧，張揚法度來衡量它，就像符節一樣完全相合，這就是大儒。所以，君主用庸俗的人執政，那麼萬乘之國也將被滅亡；任用庸俗的儒士執政，萬乘大國也僅能保存；用高雅的儒士執政，千乘之國家就能保平安；任用大儒來執政，即使是百裏之地的小國，就可以保持長久，三年之後就可以統一天下，各國諸侯都來稱臣；如果任用大儒治理萬乘大國，就會政令布施，國家安定，很快就可以名揚天下。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為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厘，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
不聽不如聽到，聽到不如親眼看到，看到不如知道，知道了不如親自實踐。做到知行合一達到極致了。通過實踐，就能明白事理，明白事理，就能成為聖人。聖人，把仁義作為根本，恰當的判斷是非曲直，言行一致，絲毫不差，這並沒有其他的竅門，就在於把學到的知識切實地付諸實踐。所以聽到而沒有親眼看到，即使聽到的很多，也必定會出現錯誤，看見了卻不知道，雖然記住了，也必有錯誤；知道了卻不付諸實踐，即使知識很多，也將會陷入困境。沒有聽見，也沒有看見，即使做對了，也不是仁，把偶然當作根本方法來做事，這樣做一百次就會失敗一百次。
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雲能，則必為亂；察，則必為怪；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雲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並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移誌，安久移質。並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
所以，人如果沒有老師的教導，不懂得法度，如果具有智慧，就會做出盜竊的事情；如果有勇氣，就會搶劫；如果有才能，就必定會作亂；能夠明察，就會發表奇談怪論；如果善於辯駁，就一定會虛妄詭辯。但有了老師的教導，如果懂得法度，具有智慧，就能很快顯達；如果有勇氣，就能很快變得威武；如果有才能，就能很快取得成功；如果能明察，就能很快通曉事理；如果善辯，就能很快判斷是非。所以，有老師的教導和有法度，就是人們最大的的財富；反之，沒有老師的教導和沒有法度，就會成為人們的災禍。沒有老師的教導，不懂得法度，人就會任性而為；如果有老師教導，懂得法度，就會重視學習的積累；而老師的法度本身也是通過學習的積累得來的，不是先天具有的，它不能獨立地治理自己。本性，不是我們後天所能造成的，但是本性卻可以加以改變；積累，不是我們先天所有的，卻可以造就。風俗習慣可以改變人的思想，長久地受風俗習慣的影響，就會改變人的本性。隻要專心致誌，不三心二意，就能通於神明，與天地相參同了。
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反貨而為商賈，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為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唯彼忍心，是顧是複。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此之謂也。
所以，泥土堆積起來能成為高山，細流彙積起來能形成大海，一天一天的積累就叫做年，最高的地方是天，最低的地方是地，宇宙中上、下、東、西、南、北六個方向稱為極，普通百姓積累善行，達到完美的程度就可以成為聖人。那些必須努力才能有所收獲，不斷實踐才會成功，不斷的積累才能提高，最終達到完美就能成為聖人。所以，聖人就是普通人的善行日積月累的結果啊。人們積累鋤草耕田的經驗就成為農夫，積累起砍削的經驗就成為木匠，積累販賣貨物的經驗就成為商人，積累禮義的經驗就成為君子。工匠的兒繼承父業，城裏的人安於他們的職業。楚國有楚國的風俗習慣，越國有越國的風俗習慣，中原地帶有中原地帶的風俗習慣。這些都不是先天的本性，而是後天積累、磨練的結果啊。所以，如果人們行為謹慎，認真地對待風俗習慣，堅強德行的修養和磨練，就能成為君子了；如果放縱性情，不努力學習，就會成為小人。成為君子，就能經常安泰、榮耀；成為小人，就經常遇到危困、恥辱。沒有人不希望安泰和榮耀和厭惡危困和恥辱的，但是，隻有君子才能得到自己所喜好的，小人就隻能每天招致他所厭惡的。《詩經》上說：“對於這麼多賢良的人，並不招致他，任用他；對那些狠毒的人，你卻照顧他、看重他。人民想要反抗，難道甘願受殘害。”說的就是這個。
人論：誌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為修也，甚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為知也，是眾人也。誌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誌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眾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群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
人的類別是：思想上總是偏私，卻總希望別人認為他大公無私；行動肮髒卑鄙，卻希望別人認為他有修養；自己淺陋又無知，卻希望別人認為他聰明，這是一般人的想法。思想上摒棄私心然後才能公正；行動戰勝情欲，然後才能品德高尚；有智慧而又虛心好學，然後才能有才智，做到這些，可稱為小儒了。思想上安於公正，行動上安於善良，擁有智慧，又能通曉各類事務的法則，這樣就可以稱為大儒了。大儒，可以擔任天子身邊的三公；小儒，可以擔任諸侯的士大夫；一般民眾，就隻能做工匠、農民、商人了。禮製，是君主衡量群臣等級優劣的標準，這樣就把人的等類全包括在內了。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言政治之求，不下於安存；言誌意之求，不下於士；言道德之求，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巨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騁誌意於壇宇宮廷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為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君子的言論有界限，行為有標準，言行有所專重。談到政治的要求，要以國家安定和存在為標準；談到誌向的要求，要以做士為準則；談到道德的要求，就要以不能背離當代帝王為準則。夏、商、周三代以前的道，太過遙遠，就是放蕩荒誕的了；法度背離了當代的帝王，就是不正確的了。自己的主張或高，或低，或大，或小，都不超出這些方麵，君子發揮自己的思想，就是以此為界限。所以，諸侯詢問政治問題，不涉及國家的安危存亡，就不告訴他；一般人來詢問學習問題，如不涉及如何做士，就不教導他；諸子百家的學說，如不涉及當代帝王如何治理國家，就不去聽信他。這就是君子說話有界限，行動有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