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埶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則群眾未縣也；群眾未縣，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製臣，無上以製下，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群居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強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娉內，送逆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故知者為之分也。
天地萬物，同在一個空間，但形體各不相同，它們的用處並不固定，但對人們都有用，這是一條自然的規律。人類群居在一起，同樣有追求，但要求獲得滿足的方法卻不一樣，同樣有欲望，但滿足欲望的智慧卻不同，這是人的本性。人們對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就這一點來說，聰明人和愚蠢的人是相同的；但是人們對於肯定的事物有所不同，從這一點上來說，聰明人和愚蠢的人是有區別的。如果人們地位相同而智慧不同，謀取私利而不受懲罰，放縱私欲而沒有止境，那麼人們將奮起爭鬥，而不可說服了。如果這樣，那麼有智慧的人就無從治理；有智慧的人不能治理，他們就不能建功立業，功名就不能成就；功不成，業不就，那麼人們之間就不能分辨尊卑、貴賤、上下等級；人群沒有等級差別，那麼君主與臣下的關係就不能確立。沒有君主來統製臣子，沒有上級來控製下級，那麼天下的禍害就會因為各人的為所欲為而不斷發生。人們都喜愛或厭惡同樣的東西，但是喜愛的多而東西卻少，東西少就會發生爭奪。所以每一個人的生活需要要靠各種行業的物品供養。但是一個人不可能兼通各種技藝，一個人也不可能同時管理各種事物。所以人不能脫離社會，否則就會陷入困境，但如果群居而沒有名分規定，爭鬥就會產生。要挽救憂患，排除災禍，沒有比明確職分和等級差別更好的了。強大的脅迫弱小的，聰明的畏懼愚蠢的，下層民眾違反君主，年少的欺淩年長的，不根據禮義道理來治理政事，像這樣，那麼年老體弱的人就會有無人扶養的憂慮，而身強力壯的人也會有分裂相爭的禍患了。人們對事業都很厭惡，對功名利益都很喜歡，如果各人的職事沒有名分規定，那麼事情就會難以興辦，人們就有互相爭奪功勞的憂慮。男女的結合，夫婦的區別，結婚、定親、迎親如果沒有禮製規定，那麼人們就會有失去婚配的憂慮，而有爭奪女色的禍患了。所以聰明的人給人們製定了名分。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聖賢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他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他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
使國家富足的途徑：節約費用，富裕民眾，並妥善貯藏盈餘。節省費用必須按照所規定的等級標準執行，使人民寬餘必須依靠政治上的各種措施。節約費用必定就有剩餘的財物，使人民寬餘人民就能富足。人民富足了，那麼農田就會得到治理，多施肥，得到精心的耕作；這樣生產出來的穀物就會增長上百倍。國君按照法律規定征稅，而臣民按照禮製規定節約使用。這樣，餘糧就會堆積如山，即使時常被燒掉，也還是多得沒有地方貯藏。君子何必憂慮沒有盈餘呢？所以，知道節約費用，使民眾富裕，就一定會獲得仁義善良的美名，而且還會擁有堆積如山的財富。這是什麼原因呢，就是在於節約費用、使人民寬裕。不知道節約費用，使民眾富裕，就會使人民貧窮；人民貧窮，農田就會貧瘠、荒蕪；農田貧瘠而且荒蕪，那麼生產的糧食就達不到正常收成的一半。這樣，即使國君大肆侵占掠奪，得到的還是很少；如果還不按照規定節約使用它們，那麼國君就會有貪利剝取的名聲，而且糧倉也會空虛匱乏。這沒有其他的緣故，而是因為不懂得節約費用，富裕民眾。《康誥》上說；“庇護民眾，就像上天覆蓋大地，遵行禮義，順從德行，就能使你得到富裕。”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啊。

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製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時臧餘，謂之稱數。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輕田野之賦，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
禮製，貴賤有一定的等級，長幼幼一定的秩序，貧富尊卑都有都各有的規定。所以天子穿紅色的龍袍，戴禮帽，諸侯穿黑色的龍袍，戴禮帽，大夫穿裨衣、戴禮帽，士人戴白鹿皮做的帽子，穿白色褶子裙。品德和地位一定要相稱，職位與俸祿一定要相稱，俸祿與費用一定要相稱。從士以上就必須用禮義和音樂來約束調節，對群眾百姓就必須用法度去統製他們。根據土地大小分封諸侯國，計算收益多少來使用民眾，根據能力大小授予工作；役使人民，必定使他們能夠勝任自己的工作，役使他們就能產生收益，這種收益又足夠用來養活民眾，普遍地使他們穿的、吃的以及各種費用等支出能和收入相抵，一定及時地把他們多餘的糧食財物儲藏起來，這叫做合乎法度。所以，從天子到老百姓，不管事情大小，也不管事情多少，都以此類推。所以說：朝廷上沒有僥幸獲得的官位，沒有遊手好閑而僥幸獲得生存百姓。”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減輕田賦，適當征收關卡集市的稅收，減少商人的數量，少舉辦勞役工程，不奪農時，這樣，國家就能富足。這就叫用政令使民眾富足。

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為淫泰誇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為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為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為之宮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濕、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
人的生存，離不開社會群體，但社會群體沒有等級名分就會發生爭鬥，有爭鬥就會產生混亂，一產生混亂就會陷入困境。所以沒有等級名分，是人類的大災難；有等級名分，是天下的根本利益；而君主，就是掌管這種區分的中樞。所以讚美君主，這就是讚美天下的根本；維護君主，這就是維護天下的根本；尊重君主，這就是尊重天下的根本。古代的帝王把民眾分成不同的等級，所以使有的人受到褒獎，有的人受到懲罰，有的人待遇優厚、有的人待遇微薄，有的人安逸快樂、有的人終日勞苦，這並不是故意製造荒淫、驕橫、奢侈、華麗，而是要用它辨別貴賤，彰明禮儀製度。所以雕刻製作各種金玉木器，在禮服上繡上各種文飾，隻是為了能夠彼此辨別貴賤身份，並不追求美觀。設置了鍾、鼓、管、磬、琴、瑟、竽、笙等樂器，用來區別吉事凶事，用來一起歡慶，製造一種和諧的氣氛而已，並沒有其他目的；建造宮、室、台、榭，使它們足以避免燥濕，保養德性而已，並不是追求別的。《詩經》上說：雕琢的是紋章，金玉就是本質。我們的君王勤勤懇懇，治理著四麵八方。”說的就是這個。

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製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為淫泰也，固以為主天下，治萬變，材萬物，養萬民，兼製天下者，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德也，故為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雲歸哉！”此之謂也。
至於穿華麗的衣服，享用美味的食品，積聚豐厚的財物而控製它，使整個天下都歸自己統治，這不是故意製造奢侈和驕橫，而是為了統一天下，處理各種事變，利用萬物，養育民眾，使天下人都得到利益的，這實在沒有比仁德的君子更擅長的了。所以，仁人君子的智慧足夠治理天下，他的仁厚足以安撫民眾，他的德政足以感化民眾。得到民心，天下就安定了；失去民心，天下就混亂。民眾確實是要依靠他的智慧，所以才成群結隊地替他勞動來使他得到安逸，以此來保養他的智慧；民眾確實是讚賞他的仁厚，所以才決死戰鬥保衛他，以此來保養他的仁厚，民眾確實提高他的德行，所以為他雕製各種圖案的器具、製作華麗的服飾，以此來保養他的德行。所以仁人君子處在君位上，老百姓尊重他就像尊重上天一樣，敬愛他就像敬愛父母一樣，心甘情願為而死，這並沒有別的原因，因為他所確定的主政令太好了，他所取得的成就實在大，他給人民帶來的好處實在太多。《詩經》上說：我們背著東西，我們拉著車，我們駕駛著車子，我們牽著牛，我們運輸完了，就吩咐我們都回去。”說的就是這個。

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埶，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
所以說：君子要靠德行，小人要靠勞力。用力的人要受用德的人役使的。百姓的勞動，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得以完成；百姓的合群生活，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和睦，百姓的財物，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積聚起來，百姓的地位，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安定，百姓的壽命，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長久。沒有君子的教化，父子之間就不能相互親愛，兄弟之間就不能和睦，夫妻之間就不能互相歡悅。青少年依靠他的教化長大成人，老年人依靠他的教化頤養天年。所以說：“天地養育了他們，聖人成就了他們。”說的就是這個。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賦，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絜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現在的這個世界卻不是這樣。上麵的人苛刻的搜刮掠奪百姓的財產，加重對田賦搶奪百姓的糧食，加重關稅阻撓百姓的貿易活動。不僅僅是這樣，他們還用脅迫、訛詐、權謀等手段互相顛覆，來摧殘百姓。百姓明明知道，他們的汙穢肮髒殘暴淫亂將給國家帶來極大的災難。這樣，就有臣子殺死君主的，下級殺死上司的，出賣城池、違反節操而不為君主的事業賣命的，這沒有其他的原因，君主自作自受啊。《詩經》上說：“說話就會有應答，施恩惠就會有報答。”說的就是這個。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刺屮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製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餧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
使天下富足的原則在於明確職分。開墾田地，整頓田地，鏟除雜草，種植穀物，施加肥料使土地肥沃，這是農民百姓的事情。掌握農時，鼓勵農民，促進生產，增加收益，使百姓和睦，使人們不偷懶，這是將帥的事情。使高地不幹旱，窪地不受水澇，使寒暑節令適宜，使五穀按時成熟，這是上天的事情。至於普遍地保護百姓，普遍地愛撫百姓，全麵管理百姓，即使有旱澇災害，也使百姓沒有饑寒交迫的禍患，這是聖明的君主和賢能的宰相的事情了。

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剸車；黿、鼉、魚、鱉、鰍、鱣以時別，一而成群；然後飛鳥、鳧、雁若煙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
墨子的言論，非常擔心天下人的物用不足。但他擔心的物用不足，並不是天下人民共同的禍患，而隻是墨子個人過分的憂慮。現在那土地上生長五穀，如果人們善於管理它，那麼每畝田就可以出產幾盆穀物，一年可以收獲兩次；此外，瓜、桃、棗、李等每一棵的收獲也得用盆來計算；其次，各種蔬菜也多得數不清；其次，各種家畜與獵取的禽獸都肥大得一隻就要獨占一車；黿、鼉、魚、鱉、泥鰍、鱔魚按時繁殖，養育的洋洋成群；再次，飛鳥、野鴨、大雁之類多得就像煙霧覆蓋在大海上；還有，昆蟲和各種各樣的生物生長在天地之間：可以供養人的東西多得不能盡舉。天地長出萬物，本來就綽綽有餘，足夠用來供人食用了；絲麻和鳥獸的皮革等等，本來就豐富有餘，足以供給人民使用的了。所以物用不足，並不是天下共同的禍患，隻是墨子個人的過分的憂慮啊。

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嚐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粗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
天下共同的禍患，是混亂所造成的。為什麼不試著尋找一下是誰造成這種混亂的呢？我認為，墨子非樂的主張會使天下混亂，他主張節用，那麼天下就會貧窮。這並不是故意毀謗墨子，而是因為他的主張不可避免地會得出這種結論。如果讓墨子掌管天下，或者是諸侯國，就會憂心忡忡的穿粗布衣服、吃劣質食品，憂愁地反對音樂。這樣，那麼生活享受就很微薄：生活微薄，就不值得追求，不值得追求，那麼獎賞就不能實行。如果墨子讓掌管天下，或者是諸侯國，就會減少仆從，精簡官職，崇尚辛勤，與老百姓做同樣的事情。這樣，君主就沒有權威；君主沒有權威，有罪的人就得不到處罰。賞賜不能實行，賢人就不可能得到進用；不能處罰，那麼不賢的人就不可能遭到罷免。賢人不能得到任用，不賢的人不會遭到罷免，那麼有能力的和沒有能力的都不能得到適當任用。這樣，萬物就會不協調，突發的事件就得不到相應的處理；在上，錯失天時，在下，喪失地利，在中則失掉人和；天下遭受的煎熬就如同燒焦了一般；雖然墨子隻穿粗布衣服，粗繩做腰帶，吃豆葉，喝白水，又怎麼能使人民富足呢？既然已經傷害它的根本，斷竭了它的源頭，因而天下的財物枯竭了。

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夫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鍾，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眾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於也，故其賞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於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而大富，使而功，撞鍾擊鼓而和。詩曰：“鍾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鬥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
所以，古代的帝王聖人就不這樣做，他們知道那當君主的，如果不美化、不裝飾就不能夠統一民心，不富足、不豐厚就不能夠管理臣民，不威嚴、不強大就不能夠禁止殘暴、戰勝凶悍。所以一定要敲大鍾、打響鼓、吹笙竽、彈琴瑟來滿足自己耳朵的需要，一定要在器物上雕刻花紋、在禮服上繪製圖案來滿足自己眼睛的需要，一定要用各種肉食、細糧，以及各種美味佳肴來滿足自己口胃的需要，此外，增加隨從，配備官職、加重獎賞、嚴厲刑罰，以儆戒人們的內心，使天下人民都知道自己所希望得到的全在這裏了，因此獎賞就能實行；都知道自己所畏懼的全在這裏了，因此處罰就能產生威嚴。獎賞能實行，處罰有威力，那麼賢人就能得到任用，不賢的人就會遭到罷免，有才能和沒有才能的人就能得到恰當的職位。這樣，那麼萬物就能協調，突發的事件就得到相應的處理，在上，可得到天時，在下，可得到地利，在中間則可得到人和，於是財物就像急流一樣滾滾而來，浩浩蕩蕩就像江河海洋，高大堆積如同高山，即使時常被燒掉，也還沒處貯藏，那還怎麼擔心財物不夠呢？所以儒術如果真能實行，天下就會平安富足，役使百姓就會有成效。敲鍾打鼓也能和諧。《詩經》上說：“鍾鼓冬冬，管磬鏘鏘，天降幸福。上天賜福寬又廣，儀容威嚴端莊。酒醉飯飽，功德無量，大福大貴到來，萬年不息。”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因此，如果真的實行了墨子的學說，天下就崇尚節儉，而結果卻越來越貧窮，反對爭鬥卻天天爭鬥，勞累困苦卻無成效，愁眉苦臉地反對音樂，而人民卻更加不和睦。《詩經》上說：“上天正在降下災難，喪亡禍亂非常多。人民沒有好話，你怎麼不加懲罰。”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垂事養民，拊循之，唲嘔之，冬日則為之饘粥，夏日則為之瓜麮，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奸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奸治者也。傮然要時務民，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事進矣，而百姓疾之，是又偷偏者也。徙壞墮落，必反無功。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奸道也。
不管政事而用小恩小惠養育民眾，撫慰他們，愛護他們，冬天就給他們準備稀飯，夏天就給他們供應瓜果、大麥粥，用這個來換取一點點名譽，這是一種苟且的做法；它可以暫時得到奸邪之人的讚譽，然而這不是長久之計；這樣，就不能成就事業，建立功績，這是用奸邪之法治國。盡力爭取農時，役使農民快速發展生產，增加功效，不顧毀掉名譽，失去民心，結果事業有成，但百姓卻都怨恨他，這又是一種極端的行為；這種人將趨於毀壞衰敗，肯定一事無成。所以放下事業而沽名釣譽，不行；隻要成功而不顧民眾，也不行；這些都是奸邪不正的辦法。

故古人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故國君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慶賞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向，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古人就不是這樣做。古代的君主夏天不讓人民中暑，冬天不讓他們挨餓受凍，緊急的時候不傷民力，緩和的時候不失時令，這樣就會事業成就、功績卓著，君臣上下都很富足，而百姓也都愛戴君主，歸附人們他就像水流入海，親近他就像親近父母，情願為他出生入死，這沒有其他的原因，這是因為君主極其忠信，調和，公平。所以統治國家領導人民的君主，要想爭取時間成就功業，那麼調和無為，能比急切從事收效更快；忠信公平，能比賞賜表揚更討人喜歡；一定先糾正那些在自己身上的缺點，然後慢慢地去責備那些在別人身上的缺點，這比使用刑罰更有威力。如果君主真能實行這三種德行，那麼人民就會積極響應，即使不想顯耀通達，可能嗎？《尚書》上說：“如果君主非常英明，民眾就會盡心盡力，協調而又迅速。”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厲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險而百姓不一。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奸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何邪？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屮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
所以，不進行教化，而使用刑罰，刑罰用得多就會混亂，卻不能克服邪惡；但隻教化而不實行懲罰，邪惡的人就得不到懲罰；隻進行懲罰而不實行獎賞，勤懇的人就得不到鼓勵，如果獎懲不一致，那麼民眾就會疑慮、風俗險惡，人民的行動就不會一致。所以古代的聖王彰明禮儀來統一民眾；努力做到忠信來愛護民眾；尊崇賢人任用賢能來安排各級職位，用爵位，服飾、表揚、賞賜去反複激勵他們；根據時節安排他們的勞動、減輕他們的負擔來調劑他們；廣泛普遍地庇護他們，撫養他們，就像保護初生的嬰兒一樣。如果這樣，奸詐邪惡之人就不敢做壞事，盜賊就不會出現，而歸依善道的人就受到鼓勵了。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古代聖王的方法平易可行，他灌輸給人們的思想很牢固，他的政令嚴謹一致，他的賞罰規定明確。古語說：“上麵團結一致，下麵就一心一意；上麵三心兩意，下麵也就離心離德；就好比草木，它的枝葉要有它的根決定。”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
不給人民利益，反而所取於民，不如先使他們得利，然後再從他們身上索取更為有利。不愛護民眾而使用民眾，不如愛護他以後再使用他們更有成效。給予利益後再索取利益，不如隻愛護而不使用更有功效。愛護民眾以後再使用他們，不如愛護他們而不使用他們更有成效。使民眾得利而不索取，愛護民眾而不役使民眾，這樣，國君就能得到天下了。使民眾得利以後再索取，愛護民眾以後再役使，這樣的國君能夠保住國家。不使民眾得利而還索取無度，不愛護民眾而還役使沒有節製，這樣的國君隻能使國家危險。

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其候繳支繚，其竟關之政盡察－－是亂國已。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貪主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愨－－是闇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順孰盡察；其禮義節奏也，芒軔僈楛－－是辱國已。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愨－－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願，躁者皆化而愨－－是明主之功已。
看一個國家治亂的好壞，來到它的邊界，就可以看出端倪。如果哨兵來回巡邏，邊境檢查非常繁瑣，這個國家就很混亂。進入國境，田地荒蕪，城鎮破敗，這個君主就很貪婪。看他的朝廷，尊貴的並不賢明；考察他的官員，處理政事的並無才能，觀看他的親信，他們並不誠實，這就是個昏君了。凡是君臣百官，對於財貨的收取和支出，進行十分精細的檢查，而對於禮義製度，卻茫然無知，漫不經心，這是個受人淩辱的國家國家。農民樂意耕作，戰士不避危難，百官依法行事，朝廷崇尚禮義，卿相政論協調，這就是個治理得好的國家了。觀察他的朝廷，賢者位尊；考察他的官員，能者任事，看看他左右，皆為誠實，這就是個英明的君主了。凡是君臣百官，對於財貨收支的計算，寬容大方簡略便易；對於禮義法度，嚴肅認真、一絲不苟：這就是個光榮的國家了。如果賢德相等，那麼有親戚關係的人先尊貴，能力相同，那麼有舊關係的人先任用。這樣的臣子官吏種，就會有受到教化而改正，凶狠強暴的受到教化變得樸實善良，狡猾奸詐的也因受到教化而誠實，這就是英明君主的功勞了。

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征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上好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士大夫眾則國貧，工商眾則國貧，無製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複熟，而陳積有餘。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蹶。伐其本，竭其源，而並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貧，是愚主之極也。將以取富而喪其國，將以取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百裏之國，足以獨立矣。
觀察一個國家的強弱、貧富，有一定的征兆：君主不崇尚禮義，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不愛護民眾，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不講信用，他的兵力就衰弱；獎賞不厚重，他的兵力就衰弱；將帥無能，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好大喜功，他的國家就貧窮；君主喜歡財利，他的國家就貧窮；官吏眾多，他的國家就貧窮；工人商人眾多，他的國家就貧窮；沒有規章製度，他的國家就貧窮。民眾貧窮，君主就貧窮；民眾富裕，君主就富裕。所以，田野和鄉村是財物的根本；糧囤地窖穀倉米倉是財物的末節。百姓順應天時，耕作適宜，這是錢財的源頭；按照等級征收的賦稅和國庫，是錢財的支流。所以英明的君主必定謹慎地順應時節的變化，節流開源，時常謹慎的考慮這些問題，使天下的財富綽綽有餘，國家就不再擔憂財物不夠了。如果這樣，那麼上下都富足，雙方都沒有地方來儲藏財物，這是懂得國計民生達到了頂點。所以，即使禹時碰上了十年水災，商湯時遇到了七年旱災，但天下的人民沒有遭受饑餓的苦難，十年以後，穀物又豐收了，而原來儲備糧還有節餘。這並沒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懂得了本末、源流的關係啊。所以，田野荒蕪了，但國家的糧倉很充實，百姓很貧乏，但國家倉庫卻滿滿的，這就叫做國家滅亡。斷絕了根本，枯竭了源頭，把財物都歸並到國庫中，然而君主、宰相還不知道危險，那麼他們的滅亡很快就要來到了。用整個國家的財貨供養他，還是不能夠容納他這個人，這叫做極其貪婪，是最愚蠢的君主。本來希望富有，可是因此喪失了國家；本來希望得到利益，可是因此危害了自身；古時有上萬個國家，現在隻有十幾個了，這沒有其他的原因，他們喪失國家的原因隻有一個。統治人民的君主，也應該覺悟了。百裏見方的小國，完全能夠獨立存在的。

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仁人之用國，將修誌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為利者不攻也。將修大小強弱之義，以持慎之，禮節將甚文，圭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則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喪失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凡是進攻別的國家的，不是追求名譽就是為了謀求利益；否則，就是為了發泄私憤。仁德的人治理國家，要修養自己的意誌，端正自己的行為，達到崇高的政治思想，做到忠厚有信用，使禮儀製度極其完善。身穿布衣、腳穿麻鞋的讀書人，真能做到這樣，即使住在偏僻的裏巷、簡陋的房屋理，天子諸侯也不能與他爭奪名望，如果讓他治理國家，天下就沒有誰能埋沒他的德行。如果這樣，那麼追求美名的就不會攻打他了。這樣的人在國內當權，就會開墾田野，充實倉庫，改進器械裝備，上下一心，三軍共同努力。用這個來遠征苦戰，那肯定不行；在國內囤積兵力，保衛鞏固，情況許可，便會迎擊，擒獲敵方將領，就像掰斷麥芽一樣容易；戰爭中得到的東西，不夠醫治創傷，補充打敗仗的損失。他們愛惜自己的將領，而懼怕自己的仇敵，如果這樣，那麼謀取利益的就不會來攻打了。這樣的人在國內當權，就會履行小國同大國，強國同弱國的道義，禮節將十分完善，會見時贈送的玉器將很大，貢獻的財物將非常豐厚，所用的說客是文詞優雅，聰慧善辨的君子。如果他能通情達理，誰還能怨恨他呢？如果這樣，那麼心懷怨恨人就不會來攻打他了。求名的不來攻打，謀利的不來攻打，發泄怨憤的也不來攻打，國家穩固的就會像磐石一樣，長壽如同恒星。別的國家都混亂，隻有我治理得好；別的國家都危險，隻有我安穩；別的國家都喪權失國，我便起來製服他們。所以講究仁德的人治理國家，不僅是要保住他的國家，還要兼並別人的國家。《詩經》上說：“我們理想的君子，它是堅持道義不變更。他的道義不變更，他就能安定四方的國家。”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持國之難易：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譬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為之逢蒙視，詘要撓膕，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眾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保住國家的難易是：侍奉強大殘暴的國家難，但讓強大殘暴的國家侍奉自己容易。如果用財寶侍奉強大殘暴的國家，財寶用完了，可是仍不能建立邦交；和他們結盟，訂立條約，可是沒幾天他們就背信棄義了；割讓國家領土去賄賂他們吧，他們的欲望卻不能滿足。對他們越依順，他們就變本加厲，一定要到財物送光，國家全部拿來送給他們，才肯罷休。如果這樣，即使有堯、舜的輔助，也沒有能靠這種辦法幸免。這就好像一個係著寶珠，佩著寶玉，背著黃金的姑娘，碰上了山中的強盜，即使對他隻敢眯著眼睛看，彎腰、屈膝，像家裏的婢妾，仍將不可避免那厄運。所以，如果沒有使人民團結抗敵的辦法，隻靠花言巧語、跪拜請求，誠惶誠恐地侍奉他們，是仍然不能保持國家、保護自己的。所以英明的君主不這樣做，他必定修飭禮節，嚴肅法令，整頓百官，公正地處理政事，整治民眾，然後才能夠禮節整齊，各種事情治理得有條不紊，群眾齊心合力。這樣，鄰近國家就會爭先恐後地來親近，遠處的人民願意歸順，上下一心，三軍共同努力；名聲足夠威懾他們，武力足夠懲處他們；從容地指揮，那些強暴的國家沒有不受驅使的；這就好像是大力士烏獲與矮子焦僥搏鬥一樣。所以說：侍奉強暴的國家難，但讓強暴的國家侍奉自己容易。說的就是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