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
國家，是天下最有力的工具；君主，是天底下最有權勢的地位。如果用正確的法則掌握國家跟君權，就會非常的安定，非常榮耀，成為聚集一切美善的源泉；如果不用正確的法則掌握國家和君位，就會非常危險，存在很大的災禍，有它還不如沒有它好；這種情況最嚴重的時候，即使君主想做一個平民百姓也是不可能的了，齊湣王和宋康王就這樣的人。所以，君主處在天下最有權勢的位置，但是，他不能自行安定，如果要使天下安定，就必須掌握正確的治國法則。

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絜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群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誌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誌意，加義乎身行，箸之言語，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誌意，加義乎法則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裏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義濟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
所以，掌握國家的人，確立禮儀就可以掌管天下，確立信用就能夠稱霸，玩弄陰謀詭計就會滅亡。這三種情況，是英明的君主都必須慎重選擇的，是仁人必須明白的。用禮義來治理國家，而不用別的東西去危害它，仁義的人決不會為了得到天下，而做一件不合乎禮儀的事情，處死一個無罪的人。他對禮義像磐石那樣堅定不移，並用來約束自己的思想，把國家治理好。與他一道從事政治的人，都遵循禮義；頒布的國家法律條文，都嚴格遵循禮義的規定；他率領群臣急切追求的目標，都是與禮義相一致的。這樣，由於道義，臣民就會敬仰他們的君主，那麼基礎也就得以鞏固了。基礎得到鞏固，國家也就會獲得安定，國家得以安定，天下也就得以平定。雖然孔子沒有立錐之地，但他確實把道義貫徹到自己的思想中，指導約束自己的言行，一旦獲得成功，他的名聲就會流傳於世，不被天下的人埋沒。如果當今天下顯赫的諸侯也確實把道義貫徹到自己的思想中，用道義衡量各種法令製度，並在政事中實行它，始終如一按照道義進行賞罰。這樣，他的聲望就會布散於天地之間，難道不像日月雷霆一般光明響亮嗎！所以，用國家行使道義，名聲很快就會顯赫於天下，商湯王和周武王就是這樣的人。起初，商湯定都亳地，周武王定都鎬京，領土不過百裏見方，而後來卻一統天下，各地諸侯皆來臣服，人跡所到之處沒有不歸服的，這有什麼其他原因呢？是因為他們遵從禮義。這就是說人們遵循禮義可以稱王天下。

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睹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睹利敗，不欺其與。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修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
雖然德行沒有盡善盡美，道義還沒有完備，但是治理天下的條件基本具備了，懲罰、獎賞、禁止的、允許的，都能取信於天下，臣民都清楚地明白君主是值得信賴的。政令已經頒布，雖然可能成功，可能失敗，仍也不欺騙百姓；盟約已經簽定，雖然有利有害，也不欺騙盟國。像這樣，就能兵力強大，城池堅固，敵對的國家就會害怕；全國上下一致不失信用，盟國就會信賴，即使是偏遠落後的國家，它的威名也能震動天下。春秋五霸就是這樣。他們並不以政治教化為根本，也不是推崇禮法最，也不是特別重視禮法製度的完備，也不能使人心悅誠服，但他們注重方法策略，勞逸得當，注意積蓄財物，做好戰鬥準備，上下互相信任就如同齒牙上下相合那樣緊密，因此，天下沒有人敢與他作對。所以，雖然五伯都是處於地處偏遠的國家的國君，可是他們威震天下，他們強大的使中原國家感到危險，這沒有別的原因，他們能取信於天下而已。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確立信用就能稱霸諸侯。

絜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閔、薛公是也。故用強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故強、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
用功利來約束國人，不致力於伸張本國正義、堅守信用，而隻唯利是圖，對內肆無忌憚的欺詐人民以追求小利；對外肆意妄為的欺詐盟國以追求大利，對內不治理好自己已經擁有的一切，卻總是希望占有別人的東西。這樣，那麼臣民就沒有不用詐騙之心對待自己君主的。君主欺詐臣民，臣民欺詐君主，這樣國家就會分崩離析。如果以來，敵國就會輕視它，盟國就會懷疑它，天天玩弄陰謀，國家就不免陷於危弱，甚至遭到滅亡，齊閔王、孟嚐君就是這樣的人。他們治理強大的齊國，不修治禮義，不實行政治教化，不用來統一天下，而是不斷地以勾結別國、向外擴張。所以齊國強盛，向南足以攻陷楚國，向西足以屈服秦國，向北足以打敗燕國，在中原足以攻取宋國。但當燕趙聯軍攻打攻打齊國的時候，就如同振搖枯樹一般容易，而他們也身死國亡，成為天下的奇恥大辱，後代人講到惡果，就把齊國作為例證！這沒有別的原因，隻不過是他們不遵循禮義，一味玩弄權術陰謀的結果啊。

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者製人，不善擇者人製之。
以上三種情形，英明的君主應當慎重選擇，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於選擇策略的人能製服別人，不善於選擇策略的人就會受製於人。

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薉則塞；危塞則亡。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
國家，是天下最重要的工具，是最沉重的擔子，不可以不認真地為它選擇處所，然後安置它，把國家置於險惡的處所就會危險；必須好好地為它選擇治國之道，然後去實行，如果道路上雜草叢生，就會被堵塞；國家就會有沒想、治國之道就行不通，國家就會滅亡。國家的安置，並不在於劃分疆界，而在於遵行什麼辦法，任用什麼樣的人才來治國。所以實行王者之法，任用王者之人去治理國家，就能夠稱王天下；實行霸主之法，任用賢者一類的人去治理國家，就能夠稱霸於諸侯；實行亡國之法，任用亡國之人去治理國家，國家就會滅亡。這三種情況，英明的君主應當慎重選擇，仁人也是一定要弄明白的。

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國，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製人，不善擇之者人製之。
所以國家，是個沉重的擔子，不依靠長期積累起來的管理辦法去扶持它，國家就不能鞏固。所以，雖然國家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這隻是君臣的更迭，並沒有實質性的變化。日子短促的就像一個早上，可是為什麼還有千年之國安然存在呢？這是因為他們采用了那些積累了上千年的確實可靠的辦法治理國家，又和那些上千年的真誠之士一起搞政治的緣故。人沒有百歲的壽命，但有千年不渝信守禮法的人。這是為什麼呢？用那些積累了上千年的禮法來把握自己的人，這就是千年不渝信守禮法的人了。所以，和不斷的信奉禮儀的君子搞政治，就能稱霸諸侯，同玩弄權術陰謀反複無常的人搞政治，國愛就會滅亡。這三者，英明的君主應該慎重地選擇，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於選擇儒士的人能製服別人，不善於選擇儒士的人就會受製於人。

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然則強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強；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恤親疏，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
那些掌握國家政權的君主，治理國家不能單單隻依靠自己一個人去治理國家；既然這樣，國家的強大、興衰、榮辱，就在於卿相的選擇了！如果君臣都非常有能力，這樣的國君就可以稱王天下。如果君主沒有什麼能力，但知道恐懼並尋求有能力的人來輔佐自己，這樣的國君也就可成為強者。如果君主本身沒有能力，又不知道其中的危害，不但不尋求有能力的人輔佐，反而任用阿諛奉承的人，這樣的國君就會危險了，甚至滅亡。國家，在大的方麵利用它，它就強大；在小的方麵利用它，它就弱小。強大到了極點，就可稱王天下，弱小到了極點，就會滅亡，介於這兩者之間，就能保有國家。在大的方麵利用它，就是先講正義，再講利益，既不論親疏，也不顧貴賤，隻是為了求取真正的才能之士，這就是在大的方麵利用。在小的方麵利用，就是先講利益，後講正義，不論是非曲直，隻知任用阿諛逢迎的人，這就是小的方麵利用。在大的方麵利用就那樣，在小的方麵利用就這樣；介於這兩者之間，就一半那樣，一半這樣。所以說：“純粹立足於道義，任用賢者就可以稱王天下，駁雜的采用的就可以稱霸諸侯，一樣都不具備就隻有滅亡。”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詩雲：“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則亡。”此之謂也。
國家沒有禮義就不能得到治理。禮義之能夠用來治理國家，好比秤是衡量輕重的標準，好比木工的墨線能衡量木材的曲直，好比規矩能夠畫圓取方一樣，如果治理國家的禮法已經確定，人們就沒有誰在做騙人的事情了。詩說：“如同霜雪那樣嚴肅，如日月那樣光亮；實行它就能夠存在，不實行它就遭到滅亡。”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強固之道焉，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闇君者，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
國家有了危險君主就不可能安樂，國家安定百姓才沒有憂愁。政事混亂，國家就很危險，政事穩定，國家就會安定。現在的君主，一味追求奢華想了而荒於治理國家，這難道不是大錯特錯嗎？這就好像是喜歡音樂美色，就不在乎自己的耳朵和眼睛，難道不是很可悲嗎？從人的性情來說，眼睛想看最美的顏色，耳朵想聽最動聽的音樂，嘴巴想嚐最美味的味道，鼻子想聞最香的氣味，心裏想得到最大的舒適安逸。這五種的欲望，是人的本性，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滿足這五種的欲望卻是有條件的，如果不能滿足這些條件，就無法實現這些欲望。萬乘大國土地廣闊資源豐富，還有使國家得到治理，國富民強的方法，如果這樣就可安逸快樂而沒有禍患了，那麼滿足這五種的欲望的條件也就具備了。所以，各種快樂的事情，產生於治理的好的國家；許多的憂慮禍患，產生於社會混亂的國家。所以，一味享樂而荒於治理國家的君主，他不是真正懂得享樂的人。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國家，然後就可以獲得許多快樂了。昏庸的君主，必然急於追求享樂而疏於治理國家，那麼他就會憂患纏身，一直到身死國亡才可罷休，這不是非常可悲嗎？本來要得到快樂，卻招來了禍患；本來要得到安定，卻招致了危險；本來要得到幸福，卻招致了滅亡；這難道不可悲嗎？唉呀！統治人民的國君，也該仔細體察一下這些話了！所以治理國家有一定的法則，君主也有他的職責。至於需要幾天才能處理完畢的事情，卻要在一天之內全部辦好，這可以指使百官辦理，並不足以用這些來影響君主的遊玩休息。至於選擇一位宰相，去領導群臣，使臣下百官沒有一個不持守道義，讓他們正確的完成事業，這就是君主的職責了。如果這樣，就能統一天下，名聲可與堯、禹相媲美。這樣的君主，所主管的事雖極其簡略卻又十分周詳，所做的事極其安逸卻很有功效，衣裳拖灑在床席上，安然自得，但天下的人沒有不希望他做帝王的。這就是最大的簡約，沒有比這更快樂的了。

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秏(卒頁)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埶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
君主，以善於用人為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會做事為有本事。君主能夠命令別人去做事情，普通人隻有依靠自己，而不能把事務交給別人去做。一個人管理—百畝土地，他就必須竭盡他的全力去做，因為他不能把這些事情推給別人。君主一個人主管天下事務，卻每天還有空閑，這是因為他總是讓別人去做。大到擁有整個天下，小到擁有一個諸侯國，如果什麼事情都要親自去做，就會非常辛苦勞累；如果這樣，那麼即使是奴仆也不願與天子交換位置。因此，君主在上麵掌握治理天下，統一四海，為什麼什麼都要親自去做呢？親自去做各種事情，那是服勞役者的原則，這是墨子的觀點。根據官吏的才能，分配職務，讓他們去做，這是聖王的方法，也是儒者所謹守的法則。古書上說：“農民耕種分得的田地，商人販賣各種貨物，工匠勤懇地做工，士大夫各安其位處理政事，諸侯國的分派守衛，管理國家，三公統轄各個方麵，天子隻要拱手端坐就行了。”對內如此，對外也是如此，於是天下的萬事萬物就會協調一致，就沒有什麼治理不好的，這是曆代君主共同的法則，也是禮法的關鍵。

百裏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奚去我而適它？故百裏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裏之地，足以竭埶矣。致忠信，箸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
憑借方圓百裏的土地，就可以奪取天下，這並不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它的難處在於君主要懂得其中的道理。所謂奪取天下，並不是說其他國家都帶著他們的土地來追隨你的意思，而是說治國之道足以統一人民罷了。如果能夠把它的人民統一起來，那麼他們的土地怎麼會離開我，而跑到別的國家去呢？所以方圓百裏的領土，他們的等級爵位，足以容納天下的賢士了；他們的官位事業，足以容納天下的能士了；遵循原有的法製，選擇其中好的東西，把它公布出來明令采用，就足以順服那些喜歡利益的人了。賢德之土都和我團結一致，賢能之士為我所用，喜歡利益的人在這裏順服，這三種人都具備，於是天下的人才全都在這裏了，沒有遺漏在外的了。所以，方圓百裏的土地雖小，已經足夠用來集中全部的權勢了；講求忠信，倡明仁義，就足以網羅天下所有的百姓。他們都為我所用，於是就取得了天下，歸服最晚的諸侯首先遭受危亡。《詩經》上說：“從西到東，從南到北，沒有誰不歸服的。”說的就是收服天下人心的道理啊。

羿、蜂門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埶從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蜂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調壹天下，製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極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為難。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製人，人莫得而製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製之，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台謝甚高，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製如是者也。製度以陳，政令以挾，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眾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閑靜莫愉焉；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製之若製子孫，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妒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疏，無偏貴賤，惟誠能之求？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裏者夫！”哀哭之。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
後弈和蜂門，使擅長射箭的人佩服；王良和造父，使擅長駕駛車馬的佩服；明智的君主，善於使百姓順服。百姓佩服他，因而權勢便隨之而來，百姓不佩服，權勢就會離他而去，所以稱王天下的君主，能夠使人順服就可以了。所以君主想要得到擅長射箭的人，能射得遠，又能射中很小的目標，那麼沒有比後弈和蜂門更好的了；想要得到擅長駕駛車馬的人，既能追上快速奔跑的車子，又能快速到達遠處，那麼沒有比王良、造父更好的了；想要使國家得到治理，統一天下，製服秦國和楚國，那麼沒有聰明的君子更好的了。他們用的智慧很簡單，他們做得事務不勞累，可是取得的成就很大；做起來很容易，心情很愉快。所以英明的君主把他們視為珍寶，但是愚蠢的君主卻把他們視為禍患。天子地位尊貴，富有天下，名聲顯赫，能製服天下人，卻沒有人能夠製服他，這是人們心中共同的欲望，然而這一切，隻有天下的君主才能夠擁有。他穿的衣服色彩炫麗，食物豐盛味美，財物豐厚，統治整個天下；音樂非常齊備，台榭非常高大，園囿非常廣闊，諸侯臣服，天下統一，這也是人們共同的欲望，但隻有天子的禮法製度是這樣。製度已經公布，政令已經完備，違反法規的官吏就要處死，三公、諸侯違反禮製就要囚禁，諸侯如果離心離德就要加以消滅；他的名聲如同日月明亮，功績有如天地一般廣闊偉大，天下人響應他就像影子追隨本體一樣，如聲相應，這也是人們共同的欲望，但這也隻有稱王天下的君主全部擁有。所以，人喜歡吃甜美的食物，但沒有比王者的食物更味美的了；喜歡聽音樂，但沒有比王者的音樂更悅耳的了；喜歡美色，但看到的色彩、美女沒有比王者更多、更豐富的了；喜好安逸，沒有什麼比王者享受的更清淨安逸了；喜好利益，沒有什麼比王者享受的財物更豐厚的了；綜合天下人所共同向往的一切東西，王者完全的擁有他們；總攬天下之人就像控製自己的子孫一樣，人如果不是瘋或傻，誰看到這些不高興呢！羨慕這樣事業的君主很多，能夠建立這樣事業的士人也有很多，可是自古以來，這樣的君主、士人不能合作，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君主不公正，臣子不忠誠的緣故啊。君主疏遠賢能的人，而舉用自己偏愛的人，臣子互相爭奪職位而妒忌賢能的人，這就是他們不能合作的緣由。君主為什麼不能廣納賢士，不論親疏，不論貴賤，隻訪求真正的賢能呢？如果這樣，那麼臣子就會輕視職位，推舉賢能，而安於追隨在賢能的後麵；如果這樣，那麼舜、禹這樣的君主就會到來，稱王天下的大業就會立刻興起。就可以一統天下，名聲可以與舜、禹相配，事情還有比這更美好更快樂的嗎？唉呀！統治人民的國君，這些話也該仔細考慮一下了！楊朱站在十字路口哭泣。他說：“這裏隻要走錯半步，當發覺的時候已經相差千裏了！”為此他哭得很悲傷。用人也是這樣啊，它比在十字路口上舉步失誤更可怕。唉呀！可悲啊！統治人民的君主，他們一千年來還沒有覺察到啊。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無國而不有願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願，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文王以鄗，皆百裏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桀紂即厚有天下之埶，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
哪個國家都有使國家安定的法令製度，也引起國家混亂的法令製度；哪個國家都有德才兼備的士人，哪個國家都有品德不好的士人；哪個國家都有謹慎守法的百姓，哪個國家都會有凶悍之徒；哪個國家都有淳美的風俗，也會有醜陋的習俗；這兩種情況同時存在一個國家，國家尚可存在，偏於前者，國家能夠得到安定，偏於後者，國家就會危險；完全屬於前者，就可以稱王天下，完全屬於後者，國家就將滅亡。所以，如果國家的法令製度是治平的，輔佐的臣子是德才兼備的，百姓是奉公守法的，風俗是純樸美好的，這四種情況都具備了，這就叫做全屬於前者。如果有這樣的國家，那麼即使不用戰爭就能戰勝敵人，不用進攻就能獲得土地，不用四處征伐就能使天下順服。所以，商王湯依托亳地，周武王依據鎬京，都是百裏大小的領土，後來卻一統天下，諸侯稱臣，所到之處沒有不歸服的，這有什麼別的原因呢，就是因為具備了上述四種情況啊。夏桀、商紂即使擁有天下的勢力，但最後要求做個平民老百姓也是不可能了，這有什麼別的原因呢，是因為喪失了上述四種情況啊。所以曆代君主製定的法令製度雖然不同，但歸根到底道理都是一樣的啊。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製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製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於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均平，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使衣服有製，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製度數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百人者，說無之有也。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齊桓公閨門之內，縣樂、奢泰、遊抏之修，於天下不見謂修，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
君主沒有不愛護百姓的，所以就用禮法來治理他們。君主對百姓如同養育嬰兒一般。政治法令製度，是用來對待下層的老百姓的，即使是孤獨鰥寡的人，如有絲毫不合理的東西也不能施加在他們身上。所以百姓親近君主就如同親近自己的父母一樣，寧可被殺，也不能要他們不順從君主。君臣之間，尊卑之間、長幼之間，甚至是老百姓，都把這個原則做為最高準則。然後都能從內心自省，謹慎於自己的職分。這是曆代君主共同的做法，而且是禮法的關鍵。然後，農民各自耕種自己的田地，商人各自販賣自己的貨物，工匠們勤懇地工作，士大夫盡心職守、處理政事，各國諸侯各自管理自己的國家，三公總管全國事務，而天子隻需拱手端坐就可以了。對內如此，對外也是這樣，那麼天下的萬物就沒有不均等的了，就沒有治理不好了，這是曆代君主所共有的做法，也是禮法的關鍵。至於那連續幾天把政事治理妥當，合力地調節萬物來使它們適用，嚴格規定各級官吏的衣服樣式，各種宮室不同的標準，所用仆從有人數的限製，喪禮、祭祀器具的使用都做出明文規定，把這些規定貫徹運用到萬事萬物中去，就像尺寸尋丈這樣，都是按照規定的製度數量進行的，那麼這些是各級大小官吏負責的事情，不值得在君主麵前陳述。所以對於君主而言，如果為本朝所確立的最高原則都正確無誤，任用的總領政事的宰相是德才兼備的仁人，那麼君主自身就能非常安逸，國家也治理的很好，功績偉大，而且聲明美好，從大處說可以成為王者，從小處說，可以稱霸諸侯。如果為本朝所確立的最高原則不得當，所任用總領政事的宰相不是德才兼備的仁人。那麼君主就會勞苦不堪，國家就會陷入混亂，功業荒廢，名聲狼藉，國家就會危險。這實在是作君主的關鍵啊。因此，用人得當，就可以取得天下，用人不當，國家就危險。不能恰當任用一人，卻說能恰當任用上千人、上百人，沒有這種說法。既然用人得當，那麼，自己還會有什麼勞苦呢？隻要修正修正自己的衣服，輕輕鬆鬆就可安定天下。所以，商湯王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薑子牙，周武王任用召公，周成王任用周公旦。功績稍差的就是春秋五霸，齊桓公沉湎後宮，懸掛樂器，一味追求遊玩享樂，但在天下他並沒有被認為是追求享樂的人，他多次會合諸侯，主持天下大事，使諸侯和他一致，成為五霸之首，這有什麼別的原因嗎，這是因為他懂得把政事交給管仲，這就是君主的重要守則啊。英明的君主很容易做到這點，從而使國家興盛，自己也獲得赫赫威名。舍棄這點誰還能做得到呢。所以古代的那些有傑出功業的人，一定是遵循了這一點；而喪失國家，並危及自身的，一定是違反這一點。所以孔子說：“聰明人本來就懂得很多，主管國家重要的事情又少，能不明察嗎？愚蠢人的智慧本來就很少，又偏要去管許多繁瑣的事務，他怎麼不惑亂呢？”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則雖幽閑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製，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征也。
治理國家的人的等級名分已經確定，那麼君主、宰相和臣下百官就要謹守自己所聽到的，不追求自己所不該聽到的事；謹慎地處理自己所應該見到的事，不致力於處理自己所不該見到的事。職權範圍內所聽到、見到的事，都要用統一的原則處理，這樣，即使處在偏遠的地方，也沒有人敢不遵守職分，都會遵守國家製度，順從君主，這就是國家安定的標誌。

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觀其盛者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
君主治理國家的原則，是管理近的，不管理遠的，管理明顯的，不管理暗處的，管理主要的，不管理繁瑣複雜的。如果治理好近處的，那麼遠處的就會得到治理；如果治理好明顯的，那麼暗處的也會隨之變化，如果處理好主要的，那麼煩雜的也會得到解決。這樣，每天全麵管理天下大事，時間還綽綽有餘，如果這樣，那就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了。既管理近處的，又兼管遠處的；既管理明顯的，又兼管暗處的；既管理主要的，又兼管繁瑣的；這就是過分了，過分了和沒有達到是一樣的，就好比豎起筆直的木頭但要求它的影子是彎曲的一樣。不能處理近處的，卻還要處理遠處的；不能處理明顯的，卻要處理暗處的；不能處理主要的，卻還要兼管繁瑣的；這是違背事理的，就好比是豎起的是彎曲的木頭但要求它的影子是直的一樣。所以，英明的君主善於抓住要領，而愚昧的君主喜歡什麼都管。君主善抓要領，那麼各種事情就能辦的周詳，君主喜歡什麼都管，那麼各種事情就會荒廢。君主，選好一個宰相，公布一個統一的法令製度，明確一個主要原則，用此來統帥一切，洞察一切，並以此來考察它的成就。宰相，總管各種政事的處理，以此來整頓朝廷上的大臣和各級官員的職分，衡量他們的功勞，論定他們的獎賞，到年終，捧著自己的成績，呈報給君主。稱職的就留用，不稱職的就罷免。所以君主在尋求人才時是勞累的，但在使用的時候就安逸了。

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生民則致寬，使民則綦理，辯政令製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它故焉，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則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極勞苦。是故，百姓賤之如尪，惡之如鬼，日欲司間而相與投借之，去逐之。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
君主治理國家，能得到百姓盡力效勞的，國家就富有，得到百姓為他效死力的，國家就強盛，得到百姓的稱頌的，自身就榮耀。具備了以上三個條件，天下人就會歸順他，失去了這三個條件，天下人就會背離他。天下仁都歸順他，就是王者，天下人都背離他就是滅亡。商王湯、周武王都遵循這個原則，奉行這種道理，興辦天下人都認為有利的事，除掉天下人共同的禍害，天下人都歸順了他們。所以，君主重視用道德聲望引導天下人，彰明禮義法度教導天下人，竭盡忠信愛護天下人，賞識賢人，重用能人，根據能力使用他們，安排不同等級的職位，加官進爵來重用他們，依靠天時，減輕負擔來調劑他們，量力而任用他們從而使他們協調一致撫養百姓，如同養育嬰兒一樣。養育百姓特別寬厚，使用百姓極其合理，製定法令製度，是用來對待下層的老百姓的，所有不合理的東西，即便是孤獨鰥寡的人，也務必不要施加在他們身上。所以百姓尊重他們如同尊敬上天，歡喜他們如同自己的父母，為他獻出生命也心甘情願，這沒有其他原因，是由於君主的道德異常顯明，恩惠確實深厚的緣故啊。亂世就不是這樣，在亂世引導百姓的是肮髒、散漫、欺淩、盜竊的行為，他們公開玩弄權術陰謀、反複無常的伎倆，用唱戲的、侏儒、婦女等私下的請求來擾亂朝政，讓愚蠢的人去教導有智慧的人，讓不肖的人居於賢人之上，百姓的生活極端困苦，使用百姓，就極其勞苦。因此百姓鄙視君主如同鄙視女巫，憎惡君主如同憎惡魔鬼，整天都在尋求機會拋棄君主、踐踏君主，背離君主、驅逐君主。如果突然有外敵入侵，君主還想百姓為他賣命，這是不可能的了，這種治國的做法毫無可取之處。孔子說：“看看我怎麼對待別人，別人就會用怎樣的態度來對待我。”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於民而巧，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台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不好修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若是，則夫朝廷群臣，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則夫眾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眾，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
危害國家的是什麼呢？讓小人居於百姓之上作威作福，用非法手段從百姓那裏巧取豪奪，這是危害國家的大災難。如果大國的君主喜好注視小利，便會危害國家；他愛好音樂美色、樓台亭閣、園林獸苑，樂此不疲而追求新奇，便會危害國家；不喜歡整頓治理自己已經擁有的一切，卻總是貪婪地想要占有別人的擁有，便會危害國家。這三種邪惡的念頭充斥胸中，又喜歡讓玩弄權術陰險狡猾的人在決斷政事，如果這樣，君主就會權勢輕微，聲名狼藉，國家就會危險，這便是危害國家的人。大國的君主，不尊崇禮義，不謹守原有的法令製度，而喜歡欺詐。如果這樣，朝廷上的群臣也就不崇尚禮義，而好互相傾軋。朝廷中形成了這種風氣，那麼，廣大民眾也就不尊祟禮義了，而喜好貪圖私利了。如果舉國上下都形成這樣的風氣，那麼即使土地廣闊，權威也必定趨於輕微；即使人口眾多，兵力也必定趨於衰弱；即使刑罰繁多，政令卻不能下達。這就是危險的國家，這就是危害國家的人。

儒者為之不然，必將曲辨：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製者矣。百官則將齊其製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愨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縣鄙則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歛，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農夫莫不樸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務節死製，然而兵勁。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樸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強，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大儒就不這樣，他會明辨是非。朝廷上必定會推崇禮義，明確貴賤的等級，這樣，士大夫就沒有不注重名節、不堅守法製的了。對於群臣百官，將統一他們的管理製度，注重他們的官職和俸祿，這樣，那麼各級官吏就沒有誰不畏懼法令，進而就會遵守法度的規定了。關卡和市場隻查問而不收稅，所規定的市場價格、所禁止的事情都公正不偏。這樣，那麼商人就沒有不忠厚誠實的了。要求各種工匠按時節砍伐木材，放寬他們的限期，以便充分發揮他們的技巧，這樣，那麼各種工匠就無不忠誠守信而不粗製濫造了。減少城郊的農村稅收的征繳，減少對錢幣的聚斂，減少勞役，不侵奪農時，這樣，那麼農民就會勤勤懇懇從事農耕而不從事其他的事情了。士大夫看堅守節操，舍身殉職，這樣兵力就會強大。各級官吏懼怕法令而遵守法度，國家法令就不會混亂。商人老老實實，沒有欺騙行為，那麼商人安業，財貨通暢，國家的各種需求就能得到供應。工匠忠誠信實，就不會粗製濫造，那麼器械用具就做的輕巧靈便，而資材也不會缺乏了。農民辛勤耕作而不誤農事，那麼就會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這樣就會百業興旺而不荒廢了。這就叫政令通行，風俗美好。憑借這些捍衛國家就能鞏固，征戰就能強勁有力，居守於自己的國家就享有名望，有所舉動國就會有功績。這就是大儒所說的全麵的治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