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天道有一定規律，它不為堯而存在，不為桀而滅亡。用導致安定的措施去適應它就吉利，用導致混亂的措施去適應它就凶險。加強農業這個根本而節約費用，那麼天就不會使他貧窮；衣食給養齊備而活動適時，那麼天就不會使他生病；遵循規律不出差錯，那麼天就不會使他遭殃。所以水澇旱災不能使他挨餓，嚴寒酷暑不能使他生病，自然界的反常變異不能使他遭殃。農業荒廢而生活用度奢侈，那麼天就不會使他富裕；衣食不足卻又十分懶惰，那麼天就不能使他保全健康；違背規律而恣意妄為，那麼天就不能使他吉利。所以水澇旱災還沒有來到他就已經挨餓了，嚴寒酷暑還沒有迫近他就生病了，自然界的反常變異還沒有出現他就遭殃了。他遇到的天時和社會安定時期相同，而災禍卻與社會安定時期不同，這不能埋怨上天，這是他所采取的措施造成的。所以明白了人和天的不同，就可以稱作是思想修養達到了最高境界的人了。

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
不做就能成功，不求取就能得到，這叫做自然的職能。像這種情況，即使意義深遠，那思想修養達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對它也不加以思考；即使影響廣大，那思想修養達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對它也不加以幹預；即使道理精妙，那思想修養達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對它也不加以審察，這叫做不和自然爭職能。上天有自己的時令季節，大地有自己的材料資源，人類有自己的治理方法，這叫做能夠互相並列。人如果舍棄了自身用來與天、地相並列的治理方法，而隻期望於與自己相並列的天、地，那就糊塗了。

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禦，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唯聖人為不求知天。
布列於天空的恒星互相伴隨著旋轉，日月交替照耀，四季交替，陰陽二氣大量地化生萬物，風雨廣泛地滋潤萬物。萬物各自得到了陰陽形成的和氣而產生，各自得到了風雨的滋養而成長。看不見陰陽化生萬物的工作過程而隻見到它化生萬物的成果，這就叫做神妙。人們都知道陰陽已經生成的萬物，卻沒有人知道它那無形無蹤的生成過程，這就叫做天。隻有聖人是不致力於了解天的。

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
天的職能已經確立，天的功效已經形成，人的形體也就具備而精神也就產生了，好惡、喜怒、哀樂都蘊藏其中，這就是天然的情感。耳朵、眼睛、鼻子、嘴巴、身體各有不同的感觸外界的能力而不能互相替代，這就是天然的感官。心居中心而統率五官，這叫作天然的君主。人類能夠控製安排好與自己不是同類的萬物，用它們來供養自己的同類，這叫作天然的供養。能利用自然之物來供養人類的就是福，不能利用自然之物供養人類的就是禍患，這叫作天然的政治。蒙蔽了那天然的君主，擾亂了那天然的感官，拋棄了那天然的供養，違反了那天然的政治，背離了那天然的情感，以致喪失了天然的功績，這就是大災難了。聖人清醒自己那天然的君主，管理好自己那天然的感官，完備那天然的供養，順應那天然的政治，保養那天然的情感，從而成全了天然的功績。這樣的話，就是明白了自己應該做的事，明白了自己不應該做的事，那麼天、地都能發揮它的作用，萬物都能被人類役使了。他的行動就能處處有條理，他的保養就能處處恰當，他的生命就能不受傷害，這就叫作“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所誌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誌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誌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誌於陰陽者，已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
所以最大的技巧在於有些事情不去做，最大的智慧在於不考慮不應該考慮的問題。對於天的認識，不過是它所顯現的天象中那些可以測定氣候變化的天文資料罷了；對於大地的認識，不過是它所顯現的適宜條件中那些可以便利種植莊稼的地文資料罷了；對於四季所要了解的，不過是它們所顯現的規律中可以安排農業生產的節氣罷了；對於陰陽所要了解的，不過是它們所顯現的和氣中可以治理事物的因素罷了。聖人任用別人來掌握這些自然現象而自己所做的隻是去掌握治理國家的原則。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
社會的安定或混亂，是由上天決定的嗎？回答說：太陽月亮、行星恒星、祥瑞的曆書，這在大禹和夏桀的時代是相同的；大禹使天下安定，夏桀使天下混亂；可見社會的安定或混亂並不是上天決定的。

時邪？曰：繁啟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臧於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
那麼，是時令造成的嗎？回答說：莊稼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在禹與桀又是相同的；大禹使天下安定，夏桀使天下混亂；可見社會的安定混亂不是時令造成的。

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那麼，是大地造成的嗎？回答說：莊稼在大地上就生長，離開大地就死亡，這在大禹與夏桀時代又是相同的；大禹使天下安定，夏桀使天下混亂；可見社會的安定或混亂並不是大地造成的。《詩》雲：“天生高大的岐山，太王使它大發展；太王已經造此都，文王使它長平安。”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也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天不會因為人們厭惡寒冷就取消冬季，大地不會因為人們厭惡遼遠就廢除寬廣，君子並不因為小人的叫囂就停止。上天有經久不變的規律，大地有經久不變的法則，君子有經久不變的規矩。君子遵行那常規，而小人計較那功利。《詩》雲：“禮義上我錯誤不犯，何必擔憂人說長道短？”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誌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誌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
楚王外出時後邊跟從的的車子有上千輛，並不是因為他聰明；君子粗茶淡飯，並不是因為他愚蠢；這種情況是時勢命運的製約造成的。如果一個人誌意端正、德行美好，思慮精明，生活在今天卻向往古代聖賢之道，那麼這就是在意自己的努力了。所以，君子慎重地對待那些取決於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羨慕那些取決於上天的東西；小人丟下那些取決於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決於上天的東西。君子慎重對待那些取決於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羨慕那些取決於上天的東西，因此天天進步；小人丟下那些取決於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決於上天的東西，因此天天退步。所以君子天天進步的原因與小人天天退步的原因，道理是一樣的。君子、小人相差懸殊的原因，就在這裏。

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墜，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流星墜落、樹木發響，國內的人都害怕，說：這是為什麼呢？回答說：這沒有什麼啊。這就是自然界的變化、陰陽二氣的作用、事物中很少出現的現象啊。覺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錯了。那太陽、月亮發生日食、月食，狂風暴雨不合時節地突然襲擊，奇怪的星星偶然出現，這些現象沒有哪個時代不曾有過。君主英明而政治清明，那麼這些現象即使在同一時代都出現，也沒有什麼可害怕的；君主愚昧昏聵，那麼這些現象即使一樣都沒出現，也毫無裨益。流星的隕落，樹木的發響，是天地的變化、陰陽的作用、事物中很少出現的現象，認為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錯了。

物之已至者，人祅則可畏也：楛耕傷稼，楛耨失歲，政險失民；田薉稼惡，糴貴民饑，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祅。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夫是之謂人祆。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爾，其菑甚慘。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亦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
在已經出現的事情中，人事上的反常現象才是可怕的。粗放地耕種而傷害了莊稼，粗放地鋤草而妨害了年成，政治險惡而失去了民心，田地荒蕪而莊稼長不好，米價昂貴而百姓挨餓，道路上有餓死的人，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現象；政策法令不明確，采取措施不合時宜，具有根本意義的農業生產不加管理，發動勞役不顧農時，那麼牛就會生出像馬似的怪胎、馬就會生出像牛似的怪胎，六畜就會出現怪異的現象，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現象；禮義不加整頓，內外沒有分別，男女淫蕩混亂，而父子互相猜疑，君臣離心離德，外寇內亂同時到來，這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現象。人事上的反常現象實產生於昏亂。上述這三類反常現象交錯發生，就不會有安寧的國家了。這種人事上的反常現象解說起來道理很淺顯，但它造成的災難卻很慘重。這是可怕的，但不值得奇怪。古代解釋經文的書上說：“各種事物的怪現象，經書上不作解說。”沒有用處的辯說，不是急需的明察，應該拋棄而不加研究。至於那君臣之間的道義，父子之間的相親，夫妻之間的區別，那是應該每天切磋琢磨而不能丟掉的啊。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
祭神求雨就下了雨，這是為什麼呢？回答說：這沒有什麼，它就像不去祭神求雨就下雨一樣。日食、月食發生了人們會去求救，天氣幹旱了就祭神求雨，占卜算卦然後決定大事，古人並不是認為這些做法能得到所祈求的東西，而隻是用它們來文飾政事罷了。所以君子把這些活動看作為一種文飾，但老百姓卻把它們看得神乎其神。把它們看作為一種文飾就吉利，把它們看得神乎其神就不吉利了。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明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矣。
天上沒有比太陽、月亮更明亮的了，地上沒有比水火更明亮的了，物品之中沒有比珍珠、寶玉更明亮的了，人間沒有比禮義更明亮的了。因此太陽、月亮倘若不高懸空中，光輝就不顯赫；水火如果不積聚，光澤就不廣博；珠玉的光彩如果沒有顯露在外麵，王公就不會把它當作珍寶；禮義不施於國中，功名就不顯著。因此人的命運取決於上天，國家的命運取決於禮義。統治人民的君主，推崇禮義、尊重賢人，就能稱王天下；重視法律、愛護人民就稱霸諸侯；貪求財利、多行欺詐就會招致危險；玩弄權術、坑人害人、陰暗險惡就會招致滅亡。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製之！從天而頌之，孰與製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認為大自然偉大而思慕它，哪裏及得上把它當作物資積蓄起來而控製它？順從自然而頌揚它，哪裏及得上掌握自然規律而利用它？盼望時令而等待它，哪裏及得上因時製宜而使它為我所用？依靠萬物的自然增殖，哪裏及得上施展人的才能而使它們根據人的需要來變化？思慕萬物而把它們當作與己無關的外物，哪裏及得上管理好萬物而不失去它們？希望了解萬物產生的原因，哪裏比得上擁有形成物品的工具和條件？所以放棄了人的努力而寄希望於天，那就違背了萬物的實際情況。

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貫之大體未嚐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
經曆百代帝位都沒有改變的東西，完全可以用來作為政治原則的常規慣例。國家有時衰微有時興盛，都應該有一個通用的原則去順合它。治理好這種常規慣例，國家就不會混亂。如果不了解這種常規慣例，就不知道如何應付變化。這種常規慣例的主要內容從來沒有消失過。社會的混亂，產生於這常規慣例的實施出了差錯；社會安定，全在於這種常規慣例的實施十分周詳。所以，政治原則中那些被一般人看作為好的東西，如果符合這種常規慣例，就可以依從；如果偏離了這種常規慣例，就不可以實行；如果違反了這種常規慣例，就會造成極大的迷惑。在水中跋涉的人用標誌來表明深度，如果這種標誌不明確，就會使人陷入深水淹死；治理民眾的君主用標準來表明政治原則，如果這種標準不明確，就會造成混亂。禮製就是治理民眾的標準。違反了禮製，就是昏暗的社會；昏暗的社會，就會大亂。所以，政治原則沒有照不亮的地方，它對外對內都有不同的標準，對隱蔽之事或顯露之事都有永久不變的規定，那麼民眾的陷阱就可以除去了。

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群眾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眾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世上的萬事萬物隻體現了自然規律的一部分，每一種事物都隻是萬物的一部分，愚昧的人隻認識了某一種事物的一個方麵，就自以為了解了自然規律，實在是太無知了。慎子對在後服從的一麵有所認識，但對在前引導的一麵卻毫無認識；老子對委曲忍讓的一麵有所認識，但對積極進取的一麵卻毫無認識；墨子對齊同平等的一麵有所認識，但對等級差別的一麵卻毫無認識；宋子對寡欲的一麵有所認識，但對多欲的一麵卻毫無認識。隻在後服從而不在前引導，那麼群眾就沒有繼續前進的門徑；隻委曲忍讓而不積極進取，那麼高貴和卑賤就不會有分別；隻有齊同平等而沒有等級差別，那麼政策法令就不能貫徹實施；隻求寡欲而不見多欲，那麼群眾就不易被感化。《尚書》上說：“不要任憑個人的愛好，要遵循君主確定的正道；不要任憑個人的厭惡，要遵循聖王的道路前進。”說的就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