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誌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
魯哀公向孔子問道：“我想選拔魯國的賢人，同他們一起治理國家，請問先生怎樣做？”孔子回答說：“在當今之世生活，傾慕古時的治國之道；依照當世的習俗生活，穿著古時的衣服。如果有這樣行為的人，卻不是賢才，不是很少見嗎？”
曰：“然則章甫絇履，紳帶搢笏者，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誌不在於食焄；斬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則誌不在酒肉。生今之世，誌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
哀公問：“那麼戴著殷代的帽子，穿著鞋頭上有裝飾的鞋子，腰上係著大帶子並把笏板插在帶子裏的人，都是賢人嗎？”孔子說：“那倒不一定。我剛才說的話，並不是想要表達這樣的意思。那些穿著禮服，戴著禮帽，乘著車子去行祭祀禮的人，他們的誌向不在於食葷；穿著用粗麻布做的喪服，穿著草鞋，拄著喪杖喝粥來行喪禮的人，他們的誌向不在於酒肉。生活在當今的時代，卻傾慕古代的道德禮儀；依現代的習俗生活，卻穿著古代的儒服，我說的是這一類人。”
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
哀公說：“你說得很好！就隻有這些嗎？”孔子回答道：“人可分為五等，分別為庸人、士人、君子、賢人、聖人。能區分這五種人，就可通曉治國之道。”
公曰：“敢問何如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暗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
哀公問道：“請問什麼樣的人叫做庸人？”孔子回答說：“所謂庸人，他們心中沒有謹慎行事、善始善終的原則，口中說不出有道理的話，不選擇賢人善士作為自己的依靠，不努力行事使自己得到安定的生活。他們往往小事明白大事糊塗，不知自己在忙些什麼；凡事隨大流，不知自己所追求的是什麼。這樣的人就是庸人。”
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
哀公問道：“請問什麼樣的人叫做士人？”孔子回答說：“所謂士人，他們心中有確定的原則，有明確的計劃，即使不能盡到行道義治國家的本分，也一定有遵循的法則；即使不能集百善於一身，也一定有自己的操守。因此他們的知識不一定非常廣博，但一定要審查自己具有的知識是否正確；話不一定說得很多，但一定要審查說得是否確當；路不一定走得很多，但一定要明白所走的路是不是正道。知道自己具有的知識是正確的，說出的話是確當的，走的路是正道，那麼這些正確的原則就像性命對於形骸一樣不可改變了。富貴不能對自己有所補益，貧賤不能對自己有所損害。這樣的人就是士人。”
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
哀公問：“什麼樣的人可以稱作君子呢？”孔子回答說：“所謂君子，說出的話一定忠信，心中沒有怨怒；身有仁義的美德而沒有自誇的表情，考慮問題明智通達而話語委婉。遵循仁義之道努力實現自己的理想，自強不息。他那從容的樣子好像很容易超越，但終究沒有人可以達到那種境界。這樣的人就是君子。”
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逾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
哀公問：“什麼樣的人可以稱作賢人呢？”孔子回答說：“所謂賢人，他們的品德不逾越常規，行為符合禮法。言論足以成為天下表率，卻不會招來禍患；道德足以感化百姓而不會給自己帶來傷害。他雖富有，天下人不會怨恨；廣施恩澤，天下人便不必擔憂貧困。這樣的人就是賢人。”
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竝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
哀公又問：“什麼樣的人可以稱作聖人呢？”孔子回答說：“所謂聖人，就是品德與天地之道相合，變通自如，探究萬物的規律，順應萬物的本性，廣施大道以成就萬物的性情。他們如日月那樣光明，如神靈那樣化行天下。黎民不知道他的德行有多崇高，即便見到也不知道聖人就在身旁。這便是聖人。”
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嚐知哀，未嚐知憂，未嚐知勞，未嚐知懼，未嚐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啟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機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視，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說：“您說得很好！如果不是先生聖明，我就不會聽到這些話。即便如此，我自幼生活在深宮之中，被婦人撫養長大，不知道何是悲哀，何是憂愁，何是勞苦，何是恐懼，何是危險，恐怕還不能推行人分五等的教化，這該怎麼辦呢？”孔子回答說：“從您的話中可以聽出，您已經明白這些道理了，我也就不需要再說什麼了。”哀公說：“如果不是您，我的心智就得不到啟發。您還是再給我講講吧！”孔子說：“您到廟中行祭祀之禮，從右邊台階走上去，抬頭看到屋椽，低頭看到筵席，親人使用的器物都在，卻看不到他們的身影。您因此感到哀傷，這樣就知道哀傷是什麼了。天還沒亮就起床，衣帽穿戴整齊，清晨到朝堂聽政，考慮國家是否會有危難。一件事處理不當，往往會成為國家混亂滅亡的開端。國君以此來憂慮國事，什麼是憂愁也就知道了。太陽出來就處理國家大事，直至午後，接待各國諸侯及子孫，還有賓客往來，行禮揖讓，謹慎地按照禮法顯示自己的威嚴儀態。國君因此思考什麼是辛勞，那麼什麼是辛勞也就知道了。緬懷遠古，走出都門，周遊瀏覽，向遠眺望，看到那些亡國的廢墟，可見滅亡之國不隻一個。國君因此感到懼怕，那什麼是懼怕也就知道了。國君是舟，百姓就是水。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國君由此想到危險，那麼什麼是危險也就知道了。國君明白這五個方麵，又稍稍留意國家中的五種人，那麼治理國家還會有什麼失誤呢？”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
魯哀公問孔子說：“請問選取官吏的方法是什麼呢？”孔子曰答說：“按他擅長的事來任用他，不要選取那些有貪心的人，不要選取那些胡亂應付不誠實的人，不要選取那些多言不謹慎的人。捷捷，是貪婪的表現；鉗鉗，是胡亂應付；哼哼，是多言欺詐。比如弓箭，將弓弦調好後射出去才有力；又好像選馬，經過駕馭之後才知道是不是好馬；選拔人才，必須要求謹慎又誠實的人，最後才考察他的聰明才智。不誠實又精明多智，這樣的人就如豺狼一樣不可親近。”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其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魯哀公問孔子說：“我想讓我們的國家做到弱小可以防守，強大也不進攻別國，怎麼才能做到這樣呢？”孔子回答說：“讓您的國家講禮製，君臣上下相親相敬，那麼天下百姓就都成為您的子民了，誰還會攻打您呢？假如違背這種做法，百姓背叛您就像回家一樣迫切，他們都會成為您的仇敵，您與誰一起守禦呢？”哀公說：“您說得很好。”於是廢除了禁止百姓上山打柴狩獵和封河流湖泊捕魚的禁令，減輕關卡和交易場所的稅收，以使百姓得到恩惠。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閑，複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雲：‘未見君子，憂心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魯哀公問孔子。“我聽說君子並不是事事通曉，有這回事嗎？”孔子說：“有的。”哀公問：“這是為什麼呢？”孔子回答說：“因為知識也分為兩個方麵。”魯哀公問：“分為兩個方麵為什麼就不能博通呢？”孔子回答說：“因為知識也可以用來作惡啊！”魯哀公有些吃驚。過了一會兒，哀公又問，“如果是這樣，君子厭惡惡行是很厲害的吧？”孔子回答說：“如果君子不是十分厭惡惡行，那麼他也就不會非常喜好善行。不十分喜好善行，那麼百姓也就不會傾心親附君子了。《詩經》說：‘不見君子，憂心忡忡。見了君子，心中高興。’詩中描寫人們對善行追求得迫切就是這樣的。”魯哀公歎道：“說得太好了。君子喜歡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如果不是您說了這些話，我怎能聽到這些道理呢？”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言之，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益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妖蘖，桑穀於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大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禍為福者。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
魯哀公問孔子：“國家的存亡禍福，的確是由天命決定的，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嗎？”孔子回答說：“國家的存亡禍福都是由人自己決定的，天災地禍並不能改變國家的命運。”哀公說：“好！那您說說，這其中有什麼事實根據嗎？”孔子說：“從前，殷紂王時代，在國都的城牆邊，有一隻小鳥生出一隻大鳥，占卜者說：‘凡是以小生大，國家必將成為霸主，聲名必將大振。’於是，商紂王憑借小鳥生大鳥的好兆頭，不好好治理國家，殘暴至極，朝中大臣也無法挽救，外敵攻入，殷國因此滅亡。這就是以自己的肆意妄為違背天時，奇異的福兆反而變成災禍的事例。紂王的先祖殷王太戊時代，社會道德敗壞，國家法紀紊亂，以致出現反常的樹木，朝堂上長出桑轂，七天就長得兩手合抱之粗。占卜者說：‘桑轂野木不應共同生長在朝堂上，難道國家要滅亡嗎？’太戊非常恐懼，小心地修養自己的德行，學習先王治國的方法，探究養民的措施，三年之後，遠方的國家思慕殷國的道義，偏遠之國的使者經過多重翻譯來朝見的，有十六國之多。這就是以自己的謹身修治改變天時，禍兆反變為福的事例。所以說，天災地禍是上天來警告國君的，夢見怪異是上天來警告臣子的。災禍勝不過良好的政治，夢兆也勝不過善良的行為。能明白這個道理，就是治國的最高境界，隻有賢明的國君才能做到。”魯哀公說：“我如果不是這樣淺陋，也就不能聽到您的教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