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複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為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為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之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顛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複有捍挌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誌，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為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以鄉人者為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為能立誌。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為能虛其心。既能立誌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功節目循序而進，日日有惟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