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史?韓退之傳》，初言：“愈常以為魏、晉以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不複振起。故所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眾，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而又雲：“時有恃才肆意，亦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舍，頗為當代所非。”裴晉公有《寄李翱書》曰：“昌黎韓愈，仆知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雲：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製，而以文為戲。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舊史》謂愈為紕繆，固不足責，晉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書時，名位猶未達，其末雲：“昨弟來，欲度及時幹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煢若此，遊宦謂何！是不能複從故人之所勉耳！但置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而，公出征淮西，請愈為行軍司馬，又令作碑，蓋在此累年之後，相知已深，非複前比也。
《舊唐書?韓愈傳》開頭說：“韓愈時常以為從魏、晉以來，做文章的人拘泥於對仗，而對經典的思想意義，不再提倡，所以做文章抒發意見講大道理，自己成為一家的新說法。後輩的學人多取他的榜樣，當時這樣做文章的很多，但是沒有人能超過他，所以世人稱為‘韓文’。”而又說：“韓愈常常依仗自己的才華隨意寫作，也會違背孔子、孟子的精神實質。舉例說吧：南方人很隨便很輕率地把柳宗元稱作‘羅池神’，韓愈就撰寫碑文予以記載，使之成為事實。李賀的父親名叫李晉，不應該考進士，而韓愈為李賀作《諱辯》，叫他應進士考試。又作《毛穎傳》譏諷世態不近人情。這些是文章中很錯誤的。所作《順宗實錄》，繁簡不妥當，記事情的取舍不當，很受當代人的非議。”裴晉公（裴度）有《寄李翱書》說：“昌黎韓愈，我早就知道他了，這人的確有才能。近來有時聽朋友們說：他依仗出群的才華，往往肆意逞才，不用文章去建立法製，而以文章為遊戲。這可以嗎？現今一些不及他的人，應當為此提防著。”《舊唐書》說韓愈有錯誤，是可以理解的，且用不著指責的。但裴度也這樣說是為什麼呢？因為裴度寫這封信時，名譽地位都還沒有。信的最後寫著：“昨日小弟來，是想能及時在功名上有所進取。我雖然名為‘度’，也不敢自視甚高。現在孤零潦倒到這個地步，出外做官又是為了什麼呢？因此，我不能聽從老朋友的勉勵，今後隻去致力於耕種田園，苟且地過日子罷了。”可是到了後來，裴度出征淮西時，請韓愈作他的行軍司馬，還讓他寫過碑文。這些事都在許多年之後，二人相互了解已深，與未成名之前二人的關係是不能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