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輩議論，有出於率然不致思而於理近礙者。張文潛雲：“《詩》三百篇，雖雲婦人婦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邪？”予謂三百篇固有所謂女婦小賤所為，若周公、召康公、穆公、衛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蘇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奚斯，姓氏明見於大序，可一概論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字，九月在戶，本自言農民出入之時耳，鄭康成始並入下句，皆指為蟋蟀，正已不然，今直稱此五句為深於文章者，豈其餘不能過此乎？以是論《詩》，隘矣。
前輩的議論，也有出於粗疏，思考不周密而情理不通的。張文潛說：“《詩經》三百篇，雖說是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作，總之除非對文章精通的人寫不了來，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以七月以下，都不說破，直到十月才說出蟋蟀，不是對文宣精通練達的人，能作出這樣的詩句嗎？”我以為三百篇中當然有所謂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作的，至於周公、召康公、穆公、衛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蘇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奚斯，姓氏分明出現在《毛詩?關難》的大序之中，能一概而論嗎？再說‘七月在野，八月在字，九月在戶”，本當是說農民出入的季節而已，到鄭康成才合並入下句，全都是指蟋蟀而言，正已然是錯了，如今特意稱讚這五句是精通文章之道的，難道其它就沒有超過這五句的嗎？以此議論《詩經》，未免太偏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