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匜，因取一冊讀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於此。父癸匜之銘曰：“爵方父癸”。則為之說曰：“周之君臣，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幹為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為周物，且以為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匜之銘曰：“仲姞義母作”。則為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偪姞而己次之，趙孟雲‘母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得仲姞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姞姓女多矣，安知此為偪姞，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為母哉？既言仲姞自名，又以為襄公為杜祁所作，然則為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匜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製。”則為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為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是明年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即真位，遂以其日為始建國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卻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則為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乎？且湣王在齊諸王中最為驕暴，嚐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鋗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為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鑄，為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即山鑄錢，乃吳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預焉？其可笑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
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間，朝廷沒裏幾十所修書機構，所修書籍中最荒唐粗陋而令人可笑的要數《博古圖》了，我接連得到幾個漢代的皿，因而取來一冊閱讀，打開書捧腹大笑之後，姑且記幾件可笑的事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