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開，則行倍。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為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眾而兵弱，地大而力小。
一般國君犯的弊病是：用兵作戰時不衡量自己的實力，開墾荒地時不計算好土地。因此有的地方狹小而人口眾多，人口的數量超過了其擁有的土地；有的土地寬廣而人口稀少，是土地麵積超過人口數量。人口數量超過國家擁有的土地，就一點要致力開墾荒地；土地麵積超過人口，就要想辦法招來人口開荒。開墾荒地招徠外民，國力將成倍地增長。人口超過了其擁有的土地，那麼國家取得的功績就少而且兵力不足；土地麵積超過人口數量，那麼國家的山林、湖澤的財力物力就不會得到充分利用。放棄自然資源，任民眾放蕩，遊手好閑，這是君主在事業上的過失，可是現在從君主到臣民都這麼做，因此，人口雖多而軍隊的實力卻很弱，土地雖廣而國家的實力卻很少。

故為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藪穀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為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裏，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谿穀足以供其利，藪澤堤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
過去君主統治國家使用土地的比例是：山、森林占國土麵積的十分之一，水少而草木繁茂的湖泊沼澤占國土麵積的十分之一，山穀、河流占國土麵積的十分之一，城市、道路占國土麵積的十分之四，這是前代帝王的正確規定。所以治理國家給民眾分配耕地使人數少於耕地數。每個農民分得五百畝，國家得到的稅收不足以養活一個士兵，這是因為土地不足以完成這樣的任務。土地方圓百裏，派出兵士一萬人，人數少於土地數。最好的辦法是，讓國家可耕種的土地足以養活那裏的民眾，山地、森林、湖泊、沼澤、山穀足夠供應民眾各種生活資料，湖泊、沼澤的堤壩足夠積蓄水源。因此，軍隊出征作戰，糧食的供應充足而財力有餘；軍隊休息時，民眾都從事農耕，而積存經常富足，這就叫利用土地備戰的規則。

今世主有地方數千裏，食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為鄰敵，臣故為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同；民眾而不用者，與無民同。故為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壹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摶於敵；摶於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
現在君主擁有方圓幾千裏的土地，而糧食還不夠用來準備打仗，裝滿糧倉，可軍隊卻與鄰國為敵，所以我為君主擔憂這件事。土地廣大卻不去開墾，同沒有土地相同，關鍵在於開墾荒地；用兵的辦法關鍵在於實行統一的獎賞。堵塞民眾從耕戰之外獲得私利的途徑，那麼民眾就一定會歸屬到農耕上；民眾歸屬到農業上，就一定淳樸。民眾淳樸，就一定害怕法令。禁止臣子在下麵私自搞獎賞。那麼民眾的力量就會凝聚在對敵國打仗上，如此就定能獲勝。根據什麼知道會這樣呢？那就是人之常情。民眾樸實，就會造就勤勞的品質而不吝惜自己的力氣，人貧窮了就會產生智謀而衡量個人得失。凡國君，能有效利用土地使民眾為國誓死效命，是民眾名和利都得到的結果。

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誌意，勞其四肢，傷其五髒，而益裕廣耳，非性之常也，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
人天生的本性，餓了就要尋找食物，勞累了就尋求安逸，痛苦了就尋找歡樂，屈辱了就追求榮耀，這是人之常情。人追求個人私利時，就會違背禮製的規定；追求名譽時就會喪失人性的特征。根據什麼說他們這樣呢？現在盜賊向上違反了君主的禁令，而在下麵丟失了臣子的禮儀，因此他們的名聲受到恥辱而生命有危險，他們仍然不想停止，這是因為利益關係。那些古代的士人，穿的衣服不能溫暖皮膚，吃的不能填飽胃腸，為的是磨練自己的意誌，辛勞自己的四肢，從傷害自己的五髒，可自己的心胸更加寬廣，這不是人性的普遍規律，他們這樣做的原因是為名利。所以說名和利聚集到一塊，那麼民眾就會順從它。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而草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
君主掌握著給民眾名和利的大權，而能獲得功績和名聲的根本是依靠統治方法。聖明的君主弄清權力的情況而掌權，弄明白統治方略再役使民眾。統治方法，是君主治國的關鍵。所以，擁有一萬輛兵車的大國喪失了統治政策卻不危險，君主沒有統治方法而國家不混亂的情況從嚴也沒有過。現在君主想要開辟土地，統治民眾卻不明白統治政策，想讓大臣各盡職盡責而不確立治國方法，所以國家有不服從的民眾，君主有不聽命的大臣。因此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在國內讓民眾來隸屬於農業，對外讓民眾考慮對敵作戰。從事農耕，是民眾認為痛苦的事，而打仗，是民眾認為最危險的事。民眾做自己信為痛苦的事，幹自己認為危險的事，這是出於一種打算。所以民眾活著就要考慮自己的利益，死就會考慮自己身後的名望。對民眾所追求的名和利的來源，不能不考察。利益的來源是土地，那麼民眾就會竭力耕地；名譽來源於對外作戰，那麼民眾就會拚死打仗。對內讓民眾竭力種地，那麼荒地就不會荒蕪；對外讓民眾拚死作戰，就能戰勝敵國。能戰勝敵國而荒地又不荒蕪，富強的便可以唾手可得了。

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者，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說，則身剽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遊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士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士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托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故民愚，則知可以勝之；世知，則力可以勝之。臣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知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效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惑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
現在不是這樣。國君更加賣力做的事情都不是國家的當務之急。他們身上有堯舜一樣的品德，但他們所建立的功績卻趕不上商湯和周武王。這是因為他們掌握權柄的過錯。請讓臣說說他們的過錯。治理國家假如放棄權力而任用喜歡空談的人，那麼雖然自身品德好可功績卻少。因為使用《詩》、《書》的空談遊說之士，那麼民眾就會四處遊蕩輕視君主；作用那些隱逸之士，那麼民眾就會疏遠君主並且誹謗君主；作用勇士，民眾就會爭強好勝不重視君主的禁令；手工業者被任用，那麼民眾就輕浮好動而喜歡遷移；有錢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贏利，那麼民眾就會依靠他們而議論君主。如果這五種人被國家選用，那田地就會荒蕪而軍隊的戰鬥力會削弱。喜歡空談的人的資本在於巧言善辯，隱士的資本在於他的高潔心誌，勇士的資本在於勇氣，手工業者的資本在於一雙巧手，商人的資本在於他自身。所以，這些人以四海為家，資本隨身攜帶，民眾把自己謀生的資本看得比生命還重要，而且到了國外都投靠外國挾帶借以安身立命的本事歸附私門，就是像堯、舜這樣的賢明君主也難以將國家治理好。因此商湯和周武王下令禁止這種情況，就能建立功業。聖明的君主不用世上容易得到的東西勝過他們難以擁有的東西，必須用他們難以具備的東西來超過容易獲得的東西。如果人們愚昧，那便可以用智慧戰勝他們，世上的人有智慧，就可以用力量戰勝他們。由於人們愚昧，那麼他們就不會吝惜自己的力氣而難以有技巧；世人有技巧，就容易有智慧而不願出力氣。古代神農教會人們耕田而成為天下帝王，這是因為人們要學習他的智慧。商湯和周武王創造了強大的軍隊而征服一天下諸侯，這是因為諸侯們屈服於他們的強力。現在世人多機巧而且民眾多放蕩，正是仿效商湯和周武王的時候，可是君主們卻做神農當年做的事，順從世俗的禁忌，放棄了法治。所以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大國也混亂，這是因為他們特別認真去做的事情都錯誤的結果啊！

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壹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壹；民壹，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為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托危於外。資藏於地則樸，托危於外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戢也。民之農勉則資重，戰戢則鄰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不歸。於無資、歸危外托，狂夫之所不為也。故聖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也。
人的常情：用尺量東西的時候就會取長棄短，用稱來稱東西的時候就會取重棄輕。衡量個人得失的時候就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英明的君主認真觀察這三種情況，那麼治理國家的原則就能確立，而民眾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利用了。國家對民眾的要求不多，可民眾躲避國君約束的辦法很多。對內役使民眾歸屬農業，對外讓民眾專心於作戰，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多製定禁令，用來限製民眾對農戰不利才能的發揮，喜歡利用實力來斷決民眾的欺詐行為。這兩個辦法普遍使用，那國內的民眾就會一心了，同眾一心，就會專心務農；專心務農，那麼就會淳樸，民眾淳樸，就會安心住在家鄉而討厭外出了。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讓民眾將資本寄托到土地裏，而很少去托身外國危險之地。民眾將資本寄托到土地裏就會淳樸，托身外國危險之地就會迷惑。民眾在國內樸實，在外國迷惑，所以他們從事農業生產盡力而作戰積極。民眾努力從事農業生產資本就會增多，作戰積極鄰國就會危險。民眾資本多就不容易帶著出逃，鄰國危險就不會去投靠。沒有資本，投身外國危險之地，就是瘋子也不會這麼做。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觀察風俗，確立法規，就能把國家治理好。弄清國家的根本在耕戰，就能製定適當的國策。不觀察當時的風俗，不考察國家的根本，那麼國家法令就是製定了民眾也會混亂。政務繁忙而功績少，這就是我所說的過失啊。

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刑人複漏，則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則徼倖於民、上；徼於民、上以利。求顯榮之門不一，則君子事勢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罰行者，國多奸，則富者不能守其財，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國貧。田荒，則民詐生；國貧，則上匱賞。故聖人之為治也，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奸。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故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之，論榮舉功以任之，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
刑罰是禁止奸邪的工具。賞賜是輔助刑罰的工具。羞恥、侮辱、疲勞、痛苦是人民憎惡的對象。顯貴、光榮、安逸、快樂是人民追求的對象。如果國家的刑罰不是可以憎惡的東西，官爵、俸祿不是值得追求的東西，這就是亡國的預兆了。如果該受刑罰的人隱藏漏網，那麼百姓就邪僻遊蕩，不以刑罰為苦，對於君上存著僥幸的心理，而去追求私利。如果顯貴、光榮不出於一個門路，那麼官吏就要追求勢力、巧取名譽。百姓不怕犯法，刑罰就要頻繁；官吏不執行法令，刑罰就要錯亂。刑罰頻繁而又錯亂，國家的奸人就會多起來。這樣，富人就不能保有他們的財產，窮人就不得從事他們的職業，土地就因而荒廢，國家就因而貧窮。土地荒廢，人民就要詐騙。國家貧窮，國君就缺少財物進行賞賜。所以聖人治國，受過刑的人在社會上沒有地位，犯過罪的人在朝廷上沒有官做。如果受過刑的人還有地位，官吏就會看不起自己的地位。如果犯過罪的人還穿著錦衣，吃著肉，百姓就會貪圖非分的利益。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職位，就會以自己有功為可恥。百姓貪圖非分的利益，就會誇示自己的奸巧。本來，刑罰是禁止人們作奸的工具。官爵是鼓勵人們立功的工具。現在國家設置官爵，而人們認為可恥；製定刑罰，而人們認為可樂。這就是法度和方法上有錯誤了。因此，國君必須掌握大權，統一政策，而製定方法。設置官吏，授予爵位，要輕重相當。任用群臣，要討論勞績，根據功勳。這樣，衡量上級下級的秤就會平衡了。衡量上級下級的秤平衡了，臣民就能用盡他們的力量，國君也就能掌握自己的權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