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
墨子說：“凡是發表言論，則不能不先立標準再說。如果言論沒有標準，就好象把測時儀器放在運轉的陶輪上。我認為雖有早、晚的區分，但必然終究得不到一個確定的時間。所以言論有三條標準。”

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眾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
什麼是三條標準？答道：有考察的，有本原的，有實踐的。怎麼考察呢？考察先代聖王的事跡；怎麼推求本原呢？要推求眾人聽見所聞的實情；怎麼付諸實踐呢？於治國中當作政令，觀察萬民來評論它。這就是三條標準。

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
所以古時候三代的聖王禹、湯、文、武，剛主持天下政事時，說：必舉拔孝子而鼓勵侍奉雙親，尊重賢良而教導人們做善事。所以公布政令實施教育，獎賞善良懲罰凶暴。認為這樣，混亂的天下，將可以得到治理；危險的社稷可以得到安寧。如果不這樣認為，古時桀時的混亂，湯治理了；紂時的混亂，武王治理了。那個時候，世界、百姓都沒有改變，君王改變了政務而人民改變了風俗。在桀、紂那裏則天下混亂，在湯武那裏則天下治理。天下得到治理是湯武的功勞；天下的混亂是桀紂的罪過。如以此來看，所謂安、危、治理、混亂，在於君上的施政；那麼怎麼可以說是有命呢？所以古時禹湯文武剛開始在天下執政時，說：必須使饑餓的人能吃上飯，寒冷的人能穿上衣服，勞作的人能夠休息，混亂的得到治理。這樣他們獲得了天下人的讚譽和好評。怎能認為是命呢？應該認為是他們的努力啊。現在賢良的人，尊重賢人而喜好治國的道理方法，所以上麵得到王公大人的獎賞，下麵得到萬民的稱譽，這就得到天下人的稱譽好評。怎能認為是他們的命呢？也是他們的努力啊！

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
然而今天主張“有命”的人，不知是根據從前三代的聖人善人呢？還是從前三代的凶暴無能的人呢？如從他們的言論來看，則必定不是從前三代的聖人善人，一定是凶暴無能的人。

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驅騁田獵畢戈，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我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饑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
然而今天以為有命的人，從前三代暴君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於那時不改正聲色的欲望，而放縱他的內心的邪僻。在外驅車打獵射鳥，在內耽於酒和音樂，而不顧他的國家百姓的政事；過多地作無用的事，殘暴地對待百姓，於是失去了國家。他們不這樣說：“我疲遝無能，我不努力地聽獄治國。”一定說：“我命裏本來就要失國。”即使是三代疲遝無能的百姓，也是這樣。不能好好地對待雙親君長，很嫌惡恭敬儉樸而喜好簡慢粗陋，貪於飲食而懶於勞作，衣食財物不足，所以自身有饑寒凍餒的憂患。他們不這樣說：“我疲遝無能，不能努力地勞作。”也說：“我命裏本來就窮。”從前三代的虛偽的人也是這樣。

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此皆疑眾遲樸。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星，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為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鑒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
古時暴君編造這些話，窮人複述這些話。這些都是惑亂百姓、愚弄樸實的人，先代聖王對此感到憂慮，在前世就有了。所以寫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雕在盤盂上，流傳給後世子孫。說：哪些書有這些話？禹時《總德》上有，說：“誠信不到達天帝，就不會保佑下民。既然放縱自己的凶惡的心意，天帝將會懲罰的。不謹慎而喪失了德，天命怎會保佑呢？”《仲虺之告》說：“我聽說夏人假造天命頒布於世，上天痛恨他，因此使他喪失了軍隊。”他無中生有，所以叫假造；如本來就有而說有，怎麼是假造呢？從前桀主張“有命”行事，湯作《仲虺之告》以批駁他。《太誓》中太子發說：“啊呀君子！天有大德，它的所為非常顯明。可以借鑒的不太遠，殷王就是：說人有命，說不必恭敬；說祭祀沒有好處，說凶暴沒有害處。上天不保佑，九州都亡滅了。上天不順心，給他降下滅亡的災難。隻有我周朝，接受了商的天下。”從前紂主張“有命”而行事，武王作《太誓》太子發反駁他。說，你為什麼不向上考察商、周、虞、夏的史料，從十簡之篇以上都沒有命的記載，將怎麼樣呢？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實將欲其國家邑裏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葛緒，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持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抎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
所以墨子說：“現在天下君子寫文章。發表談話，並不是想要使其喉舌勤勞，使其嘴唇利索，內心實在是想為了國家、邑裏、萬民的刑法政務。”現在的王公大人之所以要早上朝，晚退朝，聽獄治政，整日分配職事而不敢倦怠，是為什麼呢？答道：他認為努力必能治理，不努力就要混亂；努力必能安寧，不努力就要危險，所以不敢倦怠。現在的卿大夫之所以用盡全身的力氣，竭盡全部智慧，於內治理官府，於外征收關市、山林、澤梁的稅，以充實官府，而不敢倦怠，是為什麼呢？答道：他以為努力必能高貴，不努力就會低賤；努力必能榮耀，不努力就會屈辱，所以不敢倦怠。現在的農夫之所以早出晚歸，努力從事耕種、植樹、種菜，多聚豆子和粟，而不敢倦怠，為什麼呢？答道：他以為努力必能富裕，不努力就會貧窮；努力必能吃飽，不努力就要饑餓，所以不敢倦怠，現在的婦人之所以早起夜睡，努力紡紗、績麻、織布，多多料理麻、絲、葛、苧麻，而不敢倦怠，為什麼呢？答道：她以為努力必能富裕，不努力就會貧窮；努力必能溫暖，不努力就會寒冷，所以不敢倦怠。現在的王公大人若確信“有命”，並如此去做，則必懶於聽獄治政，卿大夫必懶於治理官府，農夫必懶於耕田、植樹、種菜，婦人必懶於紡紗、績麻、織布。王公大人懶於聽獄治國，卿大夫懶於治理官府，則我認為天下一定會混亂，農夫懶於耕田、植樹、種菜，婦人懶於紡紗、績麻、織布，則我認為天下衣食財物，一定會不足。如果以此來治理天下，向上侍奉天帝、鬼神，天帝、鬼神必不依從；對下以此來養育百姓，百姓沒有得到利益，必定要離開不能被使用。這樣於內守國則不牢固，出去殺敵則不會勝利。所以從前三代暴君、桀、紂、幽、厲之所以國家滅亡，社稷傾覆的原因，就在這裏啊。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所以墨子說：現在天下的士人君子，內心確實希望為天下謀利，為天下除害，麵對‘有命’論者的話，不可不努力批駁它。說道：命，是暴君所捏造，窮人所傳播，不是仁人的話。今天行仁義之道的人，將不可不仔細辨別而努力反對它，就是這個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