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親郊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歳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末乃有事於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為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為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共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地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於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唯有事於南郊,方為“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為“正祠”。
皇上親臨南郊,參加祭天、太廟祭祖的典禮,寫在典冊上的禱祝文字都稱“恭薦歲事”。先到景靈宮薦享,稱之為“朝獻”;然後到太廟行祭,稱之為“朝饗”;最後才到南郊祭天。我在編集《南郊式》時,曾參與討論,每每懷疑這三項典禮的次序:如果以先祀者為尊,則祭天的郊祀不應在祭祖的廟祀之後;如果以後祀者為尊,則景靈宮之祀又不應在太廟之前。考察這種次序的由來,它原是有所因襲的。按唐朝的舊製,凡是祭祀上天,則對眾多神廟都預先派遣使者祭告,隻有太清宮、太廟的祭祀,皇帝才親自參加。所有典冊禱祝文字都稱:“定於某月某日,到某處行祭,不敢不禱告於神靈。”太清宮、太廟的祭祀稱為“奏告”,其餘諸神廟稱為“祭告”,隻有南郊之祀才是按規定進行的正式大典禮。至天寶九載,卻又下詔說:“所謂‘告’,本是在上位者對下屬談話的用詞。今後太清宮的祭禮應該稱為‘朝獻’,太廟的祭禮稱為‘朝饗’。”自此以後,“奏告”的名目就不用了,太清宮、太廟的典冊祝文遂皆與按規定進行的郊祀大禮無別。
正衙法座,香木為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輦後曲蓋謂之“筤”。兩扇夾心,通謂之“扇筤”。皆繡,亦有銷金者,即古之華蓋也。
正衙的法座,是由香木製成,再用黃金裝飾,四條腿,圓角,它的前部略為凹陷,座麵上覆蓋著藤織物。每當皇帝出巡,就讓一個老太監在馬上抱著它,稱為“駕頭”。皇上車駕後的曲蓋稱為“筤”,左右兩柄扇子夾著筤,總稱為“扇筤”。扇和筤上都繡有花紋,有的扇筤所繡的花紋還是用金線繡的,這就是古代的“華蓋”。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唐製,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別設復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為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於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唐代翰林院設置在皇宮內,是皇帝平日的休閑之所,浴堂殿、承明殿、金鑾殿都在翰林院的附近。所有在翰林院供職的官員,自學士以下,以及各技藝部門的人隸屬本院的,都可稱為翰林,就好比現在的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都是。隻有翰林茶酒司,現在隻稱翰林司,大約是因為習俗相沿而省略的。唐朝製度,自宰相以下官員,新任命時都沒有皇帝傳旨入使就職的禮節,唯獨會宣召學士。這是由於學士院地處皇宮內,除非皇帝派宦官傳旨召入,否則就不能入內任職。所以學士院門另設有旁門,也是為了以此門連通皇帝居住的殿庭。學士院又開有北門,是因為該院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現在新任命的學士,由東華門進入,到左承天門下馬聽命,然後由院中兩吏人一前一後引至東上閤門下,這也是用唐代舊製的典故。不過唐代傳旨召學士而由東門進入,是因為那時學士院在西掖門內,所以要從翰林院東門赴召,這個東門並非如現在的東華門。至於唐代學士院設置鈴索的故事,也因為該院在皇宮內,即使是院中吏人也隻在本院正廳的門外活動,則本院森嚴禁密的程度可知。如今學士院在皇宮之外,與朝廷各機構無異,而也設置鈴索,都不過是徒具形式的文飾故事而已。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唯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台,每草製,則具衣冠據台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台而已。玉堂東承旨子窗格上有火然處。太宗嚐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自臨視,至今隻有學士上任之日才被允許坐到大堂的正座上,其他日子都不敢擅自坐上去。根據舊例,堂上有起草文件用的台子,學士每起草詔製,即穿戴好官服端坐於台前。現在不再這樣做,就隻剩一個空台子了。玉堂東麵翰林學士承旨的閤子,窗格上有一塊被火燒灼過的地方。太宗曾夜間來到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經睡下而匆忙起床,無燭火照明穿戴官服,隨從太宗的宮女就從窗格子裏伸進蠟燭給他照明。至今學士院不打算更換這扇被燒灼過的窗子,以為它代表了玉堂的一件盛事。
東西頭供奉官,本唐從官之名。自永微以後,人主多居大明宮,別置從官,謂之“東頭供奉官”。西內具員不廢,則謂之“西頭供奉官”。
東、西頭供奉官,原本是唐代從官的名號。自永徽年間以後,皇上常居住在大明宮,在大明宮另外設置從官,稱為“東頭供奉官”。而西邊大內的原有從官也不廢除,稱為“西頭供奉官”。
唐製,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國初,供奉班於百官前橫列。王溥罷相為東宮,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後,遂令供奉班依舊分立。慶曆賈安公為中丞,以東西班對拜為非禮,復令橫行。至今初敘班分立;百官班定,乃轉班橫行;參罷,復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參用舊製也。
唐代製度,中書、門下兩省的供奉官東西對立,稱作“蛾眉班”。本朝初年,供奉官在百官之前橫列。王溥由宰相改任太子太保時,一品班在供奉班的後麵,朝廷於是下令供奉班依舊東西對立。慶曆年間,賈昌朝擔任中丞時,他認為東西班互相作揖不符合禮法,朝廷又下令供奉官橫列。現今供奉官在殿外初敘班的時候,東西分立;百官上殿重新排好班次後,供奉官又改為橫列;參拜皇帝完畢後,供奉官又重新東西分立;百官分班退出大殿後,供奉官才出殿。這種方式是參用了以前的製度。
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靿靴、有鞢帶,皆胡服也。窄袖利於馳射,短衣、長靿皆便於涉草。胡人樂茂草,常寢處其間,予使北時皆見之。雖王庭亦在深薦中。予至胡庭日,新雨過,涉草,衣褲皆濡,唯胡人都無所沾。帶衣所垂蹀躞,蓋欲佩帶弓劍、帉帨、算囊、刀礪之類。自後雖去蹀躞,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蹀躞,如馬之鞧根,即今之帶銙也。天子必以十三環為節,唐武德貞觀時猶爾。開元之後,雖仍舊俗,而稍褒博矣。然帶鉤尚穿帶本為孔,本朝加順折,茂人文也。襆頭一謂之四腳,乃四帶也。二帶係腦後垂之,二帶反係頭上,令曲折附頂,故亦謂之“折上巾”。唐製,唯人主得用硬腳。晚唐方鎮擅命,始僭用硬腳。本朝襆頭有直腳、局腳、交腳、朝天、順風,凡五等。唯直腳貴賤通服之。又庶人所戴頭巾,唐人亦謂之“四腳”,蓋兩腳係腦後,兩腳係頷下,取其服勞不脫也。無事則反係於頂上。今人不復係頷下,兩帶遂為虛設。
中國的衣冠服飾,自北齊以來,便全用北方少數民族的服製。袖子窄瘦、或紅或綠的短上衣、長筒靴、帶有裝飾蹀躞的腰帶,這些都是北方少數民族的服飾。袖子窄瘦便於馳射,短上衣、長筒靴都方便跋涉草地。北方少數民族喜歡茂盛的草地,經常居處其間,我出使遼國時都曾親眼看到,即使他們的王庭也在深草之中。我到遼國王庭時,正碰上剛下過雨,此時過草地,衣褲都沾濕了,隻有遼人都無沾濕。他們腰帶上所綴的蹀躞,大概是為了佩帶弓劍、手巾、算袋、刀子和磨石之類東西的。後來雖然去掉了蹀躞,而仍然保存著蹀躞的環。這種環是用來銜著蹀躞的,就像馬車上絡馬股的革帶上的套環,也就是現在腰帶上的銙。天子的腰帶必以十三環作為分節的裝飾,唐初武德、貞觀年間也還是這樣。開元年間以後,雖然因襲了舊的習俗,而腰帶變得稍稍寬大起來。但帶鉤還是在腰帶前端穿孔固定的,而本朝添加分等級的撻尾,表示禮製文明的意味就更濃厚了。襆頭,又叫“四腳”,就是四條帶子。兩條帶子係在腦後下垂;另兩條帶子由下巴頦下折返,係於頭頂上,所以襆頭又叫“折上巾”。唐朝製度,隻有人主的襆頭能用金屬線支撐的硬腳。晚唐時,地方鎮守官專擅權力,開始僭越本分而用硬腳。本朝的襆頭,有叫做直腳、局腳、交腳、朝天、順風的五種,隻有直腳的一種是不論貴賤都通行服用的。又老百姓所戴的頭巾,唐人也稱之為“四腳”。大抵兩條帶子係於腦後,兩條帶子係於下巴頦下,是為了在勞作時襆頭不致脫落;若無事時,則都反係於頭頂上。今人通行直腳而不複係於下巴頦下,則前麵的兩條帶子都成為無用的設置。
予及史館檢討時,議樞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餘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堂語詔,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本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底”。今史館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聖語簿》也。梁朝初置崇仁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使郭崇韜、安重誨為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堂貼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參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為別。頭子唯給驛馬之類用之。
我剛兼任史館檢討時,參與討論樞密院劄子所問宣頭文件的來曆。我考察唐代舊事,中書舍人職掌起草詔誥,都寫成四份,其中一份為底本,一份為宣本。這個“宣”本指由宮廷頒行出來,在初並未用作文件的名稱。晚唐樞密使自宮廷中領受皇帝旨意,出而交付中書省,即稱之為“宣”。中書省承受之後,抄錄一份於文件簿,就稱之為“宣底”。現在史館中還保存有《梁宣底》二卷,就像現在的“聖語簿”。後梁初置崇政院,專掌傳達皇帝的機密詔命;至後唐莊宗恢複樞密院,使郭崇韜、安重誨為樞密使,樞密院才開始分領軍政大權。當時樞密院傳達皇帝旨意的文件不經由中書省,而直接頒行於下級部門的,就稱為“宣”,如同中書省所頒行的“敕”;至於較小的事體,則由樞密院發頭子,中書省擬堂帖。至今樞密院仍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也用劄子,但中書省的劄子,宰相的簽名畫押在上麵,名次在後的宰相及參知政事(副宰相)的簽名畫押依次向下排列;樞密院的劄子,則長官的簽名畫押在下麵,副長官的簽名畫押依次向上排列,以此與中書省的劄子相區別。樞密院的頭子,隻在供給驛馬之類的小事情上使用。
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聲唱一聲“屈”,則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聲讚喝,謂之“屈揖”。待製以上見,則言“請某官”,更不屈揖,臨退仍進湯,皆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升朝則坐,京官已下皆立。後殿引臣寮,則待製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讚拜,不宣名,不舞蹈。中書略貴者,示與之抗也。上前則略微者,殺禮也。
朝廷百官拜見宰相於中書省,凡各部門長官以下的官員,待中書省吏人高喊一聲“屈躬”,即小碎步趨前進入。宰相向來者作揖並上茶水,司儀都高唱口號,稱為“屈揖”(來者屈身還揖)。有待製以上銜名的高級官員來見,則吏人隻傳“請某官”,更不行屈揖之禮,而直到會見結束前還不斷上茶。會見時,宰相都在座席的南麵橫向設置百官的座位,來者若為升朝官則坐,若為京官以下官員則站立。皇帝在後殿接見臣僚,凡有待製以上銜名的官員都自報官職姓名並行拜舞之禮;其餘眾官則但行拜見禮,既不自報官職姓名,也不舞蹈。百官在中書省見宰相禮儀較簡,略顯得受到尊重,這是表示同為朝廷官員的身份是平等的;在皇帝麵前則禮儀較繁,身份略顯得低微,這是根據禮製規定而降低等次的做法。
唐製,丞郎拜官,即籠門謝。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則拜舞於子階上;百官拜於階下,而不舞蹈。此亦籠門故事也。
唐代的舊製,丞郎拜官後,要到籠門答謝。現今三司副使以上的官員拜官,就在子階上跪拜、舞蹈;這以下的官員拜官後,就在子階下跪拜,但不舞蹈。這也是沿用唐代籠門謝恩的舊製。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徹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餘為學士時,目觀此事。
翰林學士院的第三廳,因為學士閤子的正前麵有一棵巨大的槐樹,一向號稱“槐廳”。舊時相傳住過此閤的學士後來多至入為宰相,所以諸學士爭槐廳,以致有到任即強行搬出前任者的行李而占據此閣的。我做翰林學士時,曾親眼看到過這樣的事。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集賢院記》記載:“開元間的舊製,凡校書官都可稱為‘學士’”。現在擔任三館職事者都被稱為“學士”,用的還是唐開元間的舊製。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書處,以雌黃塗之。嚐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唯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矣。
館閣校書重新繕寫謄清的定本,遇有書寫錯誤的地方,即以雌黃塗抹誤字。我曾考察比較改字的方法,用刀刮削擦拭則容易傷紙破損,用紙貼住誤字則又容易脫落;用鉛粉塗抹則不容易蓋住誤字,要塗好幾遍才能使誤字漫滅。隻有用雌黃塗抹,則一塗即能漫滅誤字,且所塗久不脫落。古人以其與鉛粉並稱“鉛黃”,可見雌黃的使用是久有來曆的。
餘為鄜延經略使日,新一廳,謂之五司廳。延州正廳乃都督廳,治延州事;五司廳治鄜延路軍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經略、安撫、總管、節度、觀察也。唐製、方鎮綿帶節度、觀察、處置三使。今節度之職,多歸總管司;觀察歸安撫司;處置歸經略司。其節度、觀察兩案,並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經略、安撫司不置佐官,以帥權不可更不專也。都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同簽書,而皆受經略使節製。
我在擔任鄜延經略使時,新建了一處辦事機構,叫做五司廳。延州府的正廳是都督廳,治理延州的事務;五司廳治理鄜延路的軍務,有如唐代的節度使等機構。所謂“五司”,指的是經略司、安撫司、總管司、節度司、觀察司。唐代製度,凡方鎮長官皆帶節度使、觀察使、處置使的職名。現在節度使的職權多歸於總管司,觀察使的職權歸於安撫司,處置使的職權歸於經略司。其中節度、觀察兩個機構及其所屬的幕職支掌官、推官、判官,如今都僅僅治理州事而已。經略司、安撫司不設置副職,是因為地方的軍事統領之權不可不專擅。都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雖共同簽署軍事文書,卻都受經略使的節製。
銀台司兼門下封駁,乃給事中之職,當隸門下省,故事乃隸樞密院。下寺監皆行劄子;寺監具申狀,雖三司,亦言“上銀台”。主判不以官品,初冬獨賜翠毛錦袍。學士以上,自從本品。行案用樞密院雜司人吏,主判食樞密廚,蓋樞密院子司也。
銀台司兼管門下省的封駁事務,這是給事中的職責,所以銀台司應當隸屬門下省,然而舊製卻隸屬樞密院。銀台司行文到寺監都采用劄子,寺監向它行文則用申狀,即使三司向它行文也稱“上銀台”。銀台司的主管不論官品高低,初冬時朝廷都要賞賜他翠毛錦袍。如果任主管的是學士以上的官員,那麼就根據他原來的官品進行賞賜。處理公務時如果使用的是樞密院非主要官署的官員,則主管按樞密院的級別發給夥食補助,實際上是樞密院的下屬機構。
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秘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為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編校官八員,雜讎四館書。給吏百人,悉以黃紙為大冊寫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校讎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
前代國家藏書,都隸屬於幾個地方,這是為了防止因水、火災害而散亡。現在三館、秘閣的藏書共有四處,然而都在崇文院中。其間國家圖書多被人盜竊,士大夫之家往往可以得到。嘉祐年間,朝廷置編校書籍官八員,以四館之書互相校讎,並配給書寫吏等百餘人,將所校之書全部以黃紙繕寫裝訂成大冊的書本,從此私家才不敢擅自收藏。不過這次校讎持續了好幾年,僅能校完昭文館一館的書籍就停止了。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唯內外製不給。楊大年久為學士,家貧,請外,表詞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饑欲死。”京師百官上日,唯翰林學士敕設用樂,他雖宰相,亦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敕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張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學究,則悉徹帳幕氈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氈幕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嚐有敗者,故事為之防。歐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以為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謂也。
舊時翰林學士地位清貴親近,都不兼任其他事務。文館的職任,自校理以上,都有貼職錢,隻有內外兩製官不添給。楊大年久為學士,家境清貧,請求外任地方官,其章表達千餘言。其中有兩聯文字說到:“空占著甘泉宮侍從之臣的職位,最終卻成為像若敖氏一樣的餓鬼;孔子的隨從弟子們病餓得不能起,東方朔也漸漸饑餓得要死。”京師百官上任之日,隻有翰林學士奉旨設宴可以用樂舞,其他官員,即使是宰相,也沒有這種禮儀。宴會所用的樂工和歌舞藝人,都由開封府指定招集。陳和叔複為翰林學士,當時他權知開封府事,遂不用歌舞女藝人。學士院奉旨設宴不用女藝人,自和叔開始。禮部貢院考試進士之日,在階前設置香案,主持貢舉的官員與參加考試的舉人對拜,這也是唐朝舊製。舉人所坐的考位,一應物品的供給陳設甚為排場,有關部門還給準備茶水和飲料。至於學究科的考試,則帳幕氈席之類的用品全都撤去,也沒有茶水,考生渴了就喝研墨用的水,以致人人都染黑了嘴巴。這並不是要故意與考生為難,而是為了防止有人利用氈幕和送水的人私下傳遞所考的經義。因為以往曾有這樣做而敗露的,所以現在要事事為之防備。歐陽文忠曾有詩說:“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以為對待二者禮數上的輕重如此懸殊,其實這中間自有原因。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禦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為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為何人。及禦試,王荊公時為知製誥,與天章閣待製楊樂道二人為詳定官。舊製,禦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為定,即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荊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為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為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為封彌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為狀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已意進稟,而詔從荊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自此始,遂為定製。
嘉祐年間,貢院奏上進士名冊後,尚未殿試,京師已妄傳王俊民將為狀元。這種傳言不知是從哪裏來的,人們也不知道王俊民為何人。等到殿試時,王荊公當時為知製誥,與天章閣待製楊樂道二人同為詳定官。按以往的製度,殿試舉人設初考官先閱試卷,確定合格者的等次;再封彌試卷,送覆考官審核,進一步確定等次;然後才交付詳定官,拆封看初考官所定的等次,以與覆考官所定的等次對照,如果二者相同就不再變動,如果不同就再詳閱不同者的試卷,或從初考官所定,或從覆考官所定,均不得另外確定等次。其時王荊公以為初考、覆考所定的第一人都不允當,欲從名冊上另外取一人為狀頭;楊樂道堅持舊有的法規,不同意這樣做。二人的爭議還沒有結果,太常少卿朱從道這時為封彌官,聞知此事,就對同掌封彌的人說:“二公何必要力爭,我在十天前就已聽說王俊民為狀元。其事必然是預先定下來的,二公隻不過自尋煩惱罷了。”稍後二人各以自己的意見進呈稟奏皇上,而皇上詔令采取荊公的意見。等到發榜,狀元果然是王俊民。詳定官得以另立進士名次由這次開始,後來遂成為定例。
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職,始歐陽永叔、黃鑒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步行學士”。嘉祐中,於崇文院置編校局,校官皆許乘馬至院門。其後中書五房置習學公事官,亦緣例乘馬赴局。
選人不能乘馬入宮門。天聖年間,以選人擔任館職,始於歐陽修、黃鑒等人,他們都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稱他們為“步行學士”。嘉祐年間,在崇文院設置編校局,校官都允許乘馬至院門。後來中書五房設置習學公事官,他們也按慣例可以乘馬到官署。
車駕行境,前驅謂之隊,則古之清道也。其次衛仗,衛仗者,視闌入宮門法,則古之外仗也。其中謂之禁圍,如殿中仗。《天官》:“掌舍,無宮,則供人門。”今謂之“殿門天武官”,極天下長人之選八人。上禦前殿,則執鉞立於紫宸門下;行幸則為禁圍門,行於仗馬之前。又有衡門十人,隊長一人,選諸武力絕倫者為之。上禦後殿,則執檛東西對立於殿前,亦古之虎賁、人門之類也。
皇上的車駕出行時,隊伍的前驅,即古代的清道。其次是衛仗。衛仗,對照闌入宮門法,就是古代的外仗。隊伍的中間部分稱為禁圍,就是殿中仗。《周禮·天官·掌舍》說:“沒有宮殿,就讓人站立著代表門。”今天這樣的人稱為“殿門天武官”,從天下挑選八名個子最高的人。皇上到前殿坐朝時,這八個人就持鉞站立在紫宸門下;皇上出行的時候,他們就站立在禁衛門下,他們行走在儀仗、馬隊的前麵。還有衡門十人,隊長一人,挑選武藝超群的人擔任。皇上往後殿聽政時,他們執撾東西對立在殿前,這就是古代稱為虎賁、人門的人了。
餘嚐購得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通,乃除宰相劉昫兼判三絲堂檢。前有擬狀雲:“具官劉昫。右,伏以劉昫經國才高,正君誌切,方屬體元之運,實資謀始之規。宜注宸衷,委司判計,漸期富庶,永讚聖明。臣等商量,望授依前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兼判三司,散官勳封如故,未審可否?如蒙允許,望付翰林降製處分,謹錄奏聞。”其後有製書曰:“宰臣劉昫,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付中書門下,準此。四月十日。”用禦前新鑄之印。與今政府行遣稍異。
我曾經購買過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時期的一通檔案,乃是除授宰相劉昫兼任三司堂的檔案。檔案前麵還有擬好的奏狀說:“具官劉昫。右,拜伏奏上,以劉昫有治國的才能,輔佐帝王的心意真切,正逢陛下登基而應該效仿天地建立功德時,實際上也依賴於他初始的謀劃經營。陛下應該厚重於他,委任他監管三司事並掌管財政,期待國家可以逐步富裕起來,永遠輔佐聖明的天子治理天下。臣等商議,希望可以依照劉昫舊職中書侍郎拜授,並兼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兼管三司的事宜,其勳爵俸祿等都和之前一樣,不知道適當與否?如果蒙恩被允許,希望即刻付翰林學士院編撰進製書施行,謹錄這個奏折以奏聞陛下。”之後還有製書說:“宰臣劉昫,右,可以兼任三司事宜,應該讓中書門下依此來施行。付中書門下,準此。四月十日。”製書使用的是唐閔帝登基之後新鑄的印璽,和現在政府頒布的製書稍微有些不同。
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製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即黃紙書,宰臣、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堂檢,宰、執皆不押,唯宰屬於檢背書日,堂吏書名用印。此擬狀有詞,宰相押檢不印,此其為異也。大率唐人風俗,自朝廷下至郡縣,決事皆有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也。押檢二人,乃馮道、李愚也。狀檢瀛王親筆,甚有改竄勾抹處。按《舊五代史》:“應順元年四月九日已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劉昫判三司。”正是十日,與此檢無差。宋次道記《開元宰相奏請》、鄭畋《鳳池稿草》、《擬狀注製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擬狀,馮道親筆,蓋故事也。
本朝重要的事宜要麵對麵地奏稟皇帝,平常的一些事情則是擬好奏狀送進去,皇帝認可後就可以施行,稱為“熟狀”。等不及上奏的事情,就可以先讓部下實施,然後再擬好奏狀稟報皇帝,稱為“進草”。熟狀要使用白紙書寫,宰相畫押簽字,其他的執政官則是一起簽名。進草則使用黃紙書寫,宰相、執政大臣都需要在奏狀的背麵簽字畫押。對於政事堂的檔案,宰相、執政大臣都不需要畫押,隻需要宰相的屬官在檔案背麵簽上日期,其他的主管人員一起署名並蓋上政事堂的印。我買到的這一通檔案上麵有駢體文詞,宰相在文件上畫押簽字而不使用政事堂的印章,這是和一般擬狀所不同的地方。大概唐人的風俗,上至朝廷下至郡縣,決斷事情的時候都會使用駢體文詞,此稱為“判詞”,也就是書判科考試時所使用的文體。這通檔案中押字的有兩個人,便是宰相馮道和李愚。檔案是瀛王馮道的親筆,有很多處改動、勾抹。根據《舊五代史》記載:應順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劉昫判三司。”所寫的日期正好是四月十日,和這通檔案沒什麼出入。宋次道曾經記載《開元宰相奏請》以及鄭畋《鳳池稿草》《擬狀注製集》等都用了很多四六文字,都是宰相親自起草的。而今的這封擬狀,乃是馮道親筆所寫,看來也是沿襲了舊製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