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相如《上林賦》敘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謂，“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裏，中間隔太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雲：“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為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為三，入於震澤後，為北江而入於海。”此皆未嚐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繞出五湖之下流徑入於海，何緣入於五湖？淮、汝徑自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雲：“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瀦，三江水之所入，非入於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為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為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厎定。此水之理也。
司馬相如的《上林賦》中記敘了上林苑各個水流說：“丹水、紫淵，灞、滻、涇、謂，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太湖。”這八條河流原本流入黃河，而黃河和太湖相距幾千裏，中間還隔著泰山以及淮水、濟水、長江，怎麼會和太湖扯上聯係呢？郭璞的《江賦》中說：“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墨子》中又說：“禹治天下，南為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說：“自彭蠡江分為三，入於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於海。”這些都不曾詳細考察過地理情況。長江、漢水到太湖中間還隔著大山，其下遊又繞過了太湖而流向下方，徑直流入大海，又怎麼會流入到太湖呢？淮水、汝水則直接從徐州境內流入大海，其間更是和太湖一點聯係都沒有。《禹貢》中記載：“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從語言的對應關係上來說，彭蠡是水流停留積聚的地方，三江是水流注入的地方，並不是說流入太湖。太湖的上遊被群山環繞，完全沒有比較大的河流；太湖的下遊，則有很多大的河流，也不知道哪些是所謂的三江。如果三江的水沒有地方可去，那麼太湖水便會堵塞而成為禍害；如果三江的水有地方可以注入，那麼太湖就可以安定。這大概便是水的本性吧。

海州東海縣西北有二古墓，《圖誌》謂之“黃兒墓”。有一石碑，已漫滅不可讀，莫知黃兒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縣見之，曰：“漢二疏，東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謂之“二疏墓”，刻碑於其傍；後人又收入《圖經》。餘按，疏廣，東海蘭陵人，蘭陵今屬沂州承縣；今東海縣乃漢之贛榆，自屬琅琊郡，非古人之東海也。今承縣東四十裏自有疏廣墓，其東又二裏有疏受墓。延年不講地誌，但見今謂之東海縣，遂以“二疏”名之，極為乖誤。大凡地名如此者至多，無足紀者。此乃餘初仕為沐陽主簿日，始見《圖經》中增經事，後世不知其因，往往以為實錄。謾誌於此，以見天下地書皆不可堅信。其北又有“孝女塚”，廟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亦東海人。贛榆既非東海故境，則孝女塚廟，亦後人附會縣名為之耳。
海州東海縣西北方向有兩座古墓，當地的方誌稱它們為“黃兒墓”。墓旁邊有一塊石碑，石碑上的字跡已經模糊得看不清了，沒人知道黃兒是誰。石延年任海州通判時，有一次巡視下轄各縣因而見到了這墓，說：“漢代的疏廣、疏受就是東海人，這一定是他們的墓地。”於是稱它們為“二疏墓”，並在旁邊刻了石碑，後人又把這碑文收入了《圖經》中。根據我的考證，疏廣是東海蘭陵人，蘭陵今天屬沂州承縣，今天的東海縣乃漢之贛榆，原本屬於琅琊郡，不是古代的東海縣。今天承縣東四十裏自有疏廣墓，向東又二裏有疏受墓。石延年不查考地誌，隻因為現在這裏被稱為東海縣，就認為那兩座墓是“二疏”的墓，這是非常錯誤的。一般來講地名像這種情況的很多，沒必要一一記述。我剛剛擔任沭陽縣主簿時，見到地方誌中增加了此事，後世人不知道緣由往往認為是據實記錄的。因此把這件事隨手記錄在這裏，以表明天下的地理書籍也並不是完全可信的。“黃兒墓”的北麵又有“孝女塚”，廟的外觀很雄偉，是屬於官府祭祀的廟宇。孝女也是東海人。漢代的贛榆既不屬於現今的東海縣的舊地，現在的東海既然不是古時東海的邊境，那麼孝女的墓地和廟宇，大概也是後人為了附和縣名而捏造的吧。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雲“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枝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為辛螫也。《雷公炮炙論》雲：“以桂為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螯大木，自其性相製耳。
《楊文公談苑》記載南唐後主厭煩清暑閣前長草，徐鍇就讓後主把桂樹枝的碎屑撒在地上的磚縫中，多年生的雜草就全死了。並說《呂氏春秋》上提到“桂枝之下無雜木”。大概是由於桂樹的氣味能蜇死草木的緣故。但桂樹能殺死草木，自是它本來的特性使然，它並不用氣味去蜇草木。《雷公炮炙論》上說：“把桂木切成小丁，用以釘在其他樹上，那樹就會死去。”一個桂木丁是極微小的，未必能夠蜇死大樹，自是它的特性與其他草木相克罷了。

天下地名錯亂乖謬，率難考信。如楚章華台，亳州城父縣、陳州商水縣、荊州江陵、長林、監利縣皆有之。乾溪亦有數處。據《左傳》，楚靈王七年，“成章華之台，與諸侯落之。”杜預注：“章華台，在華容城中。”華容即今之監利縣，非嶽州之華容也。至今有章華故台，在縣郭中，與杜預之說相符。毫州城父縣有乾溪，其側亦有章華台，故台基下往往得人骨，雲楚靈王戰死於此。商呂縣章華之側，亦有乾溪。薛綜注張衡《東京賦》引《左氏傳》乃雲：“楚子成章華之台於乾溪。”皆誤說也，《左傳》實無此文。章華與乾溪，無非一處。楚靈王十二年，王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王次於乾溪。此則城父之乾溪。靈王八年許遷於夷者，乃此地。十三年，公子比為亂，使觀從從師於乾溪，王從潰，靈王亡，不知所在；平王即位，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葬之，以靖國人，而赴以乾溪。靈王實縊於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以王柩告，乃改葬之，而非死於乾溪也。昭王二十七年，吳伐陳，王帥師救陳，次於城父；將戰，王卒於城父。而《春秋》又雲：“弑其君於乾溪。”則後世謂靈王實死於是，理不足怪也。
天下間的地名錯亂混雜，很難考察明白。比如楚國的章華台，亳州城父縣、陳州商水縣、荊州江陵、長林、監利縣都有，乾溪也有好幾處。據《左傳》，楚靈王七年，“成章華之台，與諸侯落之。”杜預的注釋是：“章華台，在華容城中。”華容即今天的監利縣，並非嶽州的華容縣。監利縣至今有章華台的遺址在縣城中，與杜預的說法相符。亳州城父縣有乾溪，它旁邊也有章華台，在遺址的台基下常常會挖掘到人骨，據說是楚靈王便戰死在這裏。商水縣章華台旁邊，也有乾溪。薛綜注釋張衡《東京賦》引《左氏傳》乃雲：“楚子成章華之台於乾溪。”這些說法都是錯誤的，《左傳》中根本就沒有這些記載。章華台與乾溪原非一個地方。楚靈王十一年，王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王次於乾溪。這裏就是城父縣的乾溪。楚靈王八年許遷於夷，夷就在這個地方。楚靈王十二年，公子比作亂，楚靈王派遣觀從跟隨軍隊於乾溪，楚王的軍隊潰敗，楚靈王逃亡到不知什麼地方了。楚平王即位後，殺了一個囚徒，把楚靈王的衣服穿到囚徒的身上，把屍體扔進漢水漂流，然後把屍體打撈上來當做楚靈王安葬，以此來安定人心，而且讓人從乾溪來報喪。楚靈王實際上被芊尹申亥氏勒死的，後來申亥氏把楚靈王的靈柩上報給了朝廷，朝廷才改葬了楚靈王，楚靈王並非死在乾溪。昭王二十七年，吳國討伐陳國，楚昭王率領軍隊救陳國時，駐紮在城父縣，將要開戰時，楚昭王在城父縣去世了。而《春秋》又說：“弑其君於乾溪。”那麼後代的人說楚靈王確實死在這裏，也就不奇怪了。

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詩雲“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謂山濤薦鹹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為荀勖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托耳。自杜牧為《登樂遊原》詩雲：“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為故事。
今人將出任地方州郡長官稱為“建麾”，大概是借用顏延年“一麾乃出守”的詩句而來的，這是一種誤用。延年所說的“一麾”是指麾（揮）的“麾”，如同周武王“右秉白旄以麾”的“麾”，而不是旌麾的“麾”。延年《阮始平》詩的“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說的是山濤推薦阮鹹為吏部郎官，為此三次上奏武帝，武帝都不用，後來阮鹹為荀勖所排擠，一揮而斥之，遂出為始平太守，故延年有此詩句。延年也是被擯斥而為始安太守的，他作此詩也是用以寄托自己的情緒。自從杜牧作《登樂遊原》詩，而稱“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誤用“一麾”一詞，從此守郡稱“建麾”遂成為典故。

除拜官職，謂除其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歳之交謂之“歳除”，《易》：“除戒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備不虞也。除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現在的人所說的除拜官職中的“除”是解除其原任職務的意思，其實不是這樣的。這個“除”猶如當交換講的“易”，以新易舊叫做“除”，如新舊歲之交的那一天就稱為“歲除”。《易經》上說“除戎器，戒不虞”，意思是用新的兵器來更換舊的兵器，以防備意外情況的發生。而台階所以被稱為“除”，也是因為登台階要自下而上，也有更換的意思。

世人畫韓退之，小麵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諡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為熙載矣。
世人畫韓愈的像，臉麵小而有美胡須，頭戴紗帽。這像所畫的其實是南唐韓熙載，現在還有當時所畫的韓熙載的像存著，題詞非常明確。熙載諡文靖，江南人稱之為韓文公，因此世人遂誤以為退之。韓愈身體肥胖而胡須較少。元豐年間，以韓愈配享文宣王孔子廟，各州縣孔廟所畫的都是韓熙載。後世不再能辨別，韓愈竟變為韓熙載了。

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隻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鎛為墊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為陌。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為陌，輸官仍用八十。至今輸官錢有用八十陌者。《唐書》：“開元錢重二銖四參。”今蜀郡亦以十參為一銖。參吾古之絫字，恐相傳之誤耳。
如今在計算錢幣的數量時，稱一百錢為“陌”，雖借用“陌”字，其實它隻是“佰”字，就跟十錢用“什”字、五錢用“伍”字一樣。唐代自皇甫鎛始行墊錢法，至昭宗末年乃規定以八十錢為一陌。後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開支國庫錢幣，又減去三錢，以七十七錢為一陌，輸入國庫的錢幣則仍以八十錢為一陌。到現在收入國庫的錢幣還有以八十錢為陌的。

前史稱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放肆不法，李白為之作《蜀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讀未畢，稱歎數四。時乃天寶初也，此時白已作《蜀道難》。嚴武為劍南，乃在至德以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各得於一時見聞，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誤，皆此文之類。李白集中稱“刺章仇兼瓊”，與《唐書》所載不同，此《唐書》誤也。
《新唐書》稱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放肆不遵禮法，李白因作《蜀道難》以斥之。按孟綮《本事詩》所記，李白初到京師，賀知章聞其名，最先去拜訪他；李白出示《蜀道難》，賀知章還未讀完，就已經再三再四地歎賞。這時應是天寶初年。其時李白已經創作了《蜀道難》，嚴武為劍南節度使則在至德以後的肅宗時期，二者年代相差甚遠。大抵稗官小說所記，各得於一時的見聞，並不清楚事情的本末源流，故大多舛誤，皆類似此種記載。李白的文集中稱《蜀道難》是指斥章仇兼瓊的，與《新唐書》所載不同，此事應是《新唐書》的記載有誤。

舊《尚書·禹貢》雲：“雲夢士作乂。”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餘按，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雎，則當出於江南；其後涉江入於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郡，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雲：“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餘自隨州道安陸，於入漢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為夢，江北為雲。餘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雲方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之為允也。
以往所傳《尚書·禹貢》篇記載“雲夢土作乂”，本朝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於是指示將現存本《禹貢》篇的這五個字改從古本。我查考現存孔安國的注，謂“雲夢之澤在江南”，這說法是不確實的。據《左傳》所載：“吳人攻入郢都……楚昭王涉過雎水，又渡過長江，逃入雲澤之中。昭王在澤中寢睡時，有劫盜攻擊他，用戈來刺……昭王於是逃奔鄖地。”楚昭王自郢都西逃而涉過雎水，那麼他出逃時應該是先逃到了長江以南；此後他渡過長江而進入雲澤，又從雲澤逃奔鄖地，鄖即現在的安陸州。渡過長江而後至於雲澤，進入雲澤然後至於鄖地，那麼雲澤必定是在長江以北。《左傳》又記載：“鄭簡公到楚國訪問……楚王和他一起在江南的夢澤打獵。”杜預注釋說：“楚國的雲夢澤，跨長江南北。”《左傳》說“江南之夢”，則雲澤在江北就是顯而易見的了。元豐年間，我從隨州取道安陸而到漢口，有個做景陵主簿的郭思，能談論漢沔地區的古今地理，他也以為在長江以南的是夢澤，在長江以北的是雲澤。我用《左傳》的記載檢驗，郭思的說法是可信的。長江以南即今日的公安、石首、建寧等縣，長江以北則即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大抵這一帶眾多水流的彙聚，以雲夢之地最為低下，而長江以南的濕地，在大水消退後要較江北稍高一些，所以說雲澤中的土地剛剛露出水麵，而夢澤中的土地已開始耕作了。此種記載，應該是古本的文字更為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