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漕渠，築埭以畜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公所為。按李翱《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禁陶鑒始議為復閘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為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為真州閘。歳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閘成，始為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後，北神、召伯、龍舟、茱萸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為利。餘元豐中過真州，江亭後糞壤中見一臥石，乃胡武平為《水閘記》，略敘其事，而不甚詳具。
淮南的漕運水道，采用修築水壩來蓄水的辦法，也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傳說召伯埭是東晉時謝安所修築的。但是查閱李翱《來南錄》的有關記載可知，唐朝時召伯埭那兒還是暢通的河流，因此不可能在謝安時就修築起了這座水壩。宋仁宗天聖年間，監管真州的排岸司右侍禁陶鑒才開始提議修建複閘來調節水位落差，以解決船隻通過水壩的困難。當時工部郎中方仲荀和文思使張綸擔任正、副發運使，上表請求朝廷推廣這種做法，於是才修建了真州複閘。每年可節省五百名差役、一百二十五萬雜費。按照老的船運方法，每條船裝米不超過三百石。複閘修成後，一開始可以裝載四百石。後來裝載量逐步增加，官船可以達到七百石；私家船隻可以裝到八百多袋，每袋重二石。從此以後，北神、召伯、龍舟、茱萸等水壩都相繼廢除舊製改用新法，水運的便利作用直到今天還在發揮。我曾於元豐年間路過真州，在江亭後麵的汙泥中發現了一塊倒地的石碑，那上麵刻的是胡武平所撰的真州《水閘記》，很簡略地記述了建閘的事情，不過不夠詳細具體。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鄰裏就井驗是其夫與非，眾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眾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為夫？”收付所司鞠問，裏奸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張杲卿在潤州擔任知州時，有個婦女的丈夫外出多日沒有回家。突然有人告知一處菜園的井裏有死人，這個婦女很吃驚地過去一看，放聲大哭道：“這是我的丈夫啊！”於是報告了官府。張杲卿就讓他的下屬官員把這個婦女的鄰居們召集到井邊，辨認井裏的死人是不是這個婦女的丈夫，大家都認為井深看不清而無法辨認，請求打撈出屍體再查驗。張杲卿說：“這麼多人都分辨不清，為什麼這個婦女偏偏就能知道井裏的死人是她丈夫呢？”於是就將這個婦女抓起來交給有關官員進行審訊，發現果然是這個婦女的奸夫殺了她的丈夫，她也參與了這樁謀殺案。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範文正以為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歳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憲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宋代慶曆年間，有人提議要放寬鹽和茶葉專賣的禁令以及削減商人的賦稅，範仲淹認為不可行。因為征收鹽和茶葉稅，僅僅是分掉商人的一部分利潤而已，對商人征稅，並沒有（對商人的利益）造成多大損害。如今朝廷的各項開支沒有減少，每年的稅收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不向茶山鹽池和商人征收，就必然要向農民收取。與其損害農民（的利益），倒不如還是向商人征稅。當前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如先節省國家的各項開支；國家的用度有了盈餘，就應該先寬減對農民的稅收和勞役；然後才可以考慮到商人。因此，開放私營茶葉和鹽的禁令，減免商人的稅收都不是眼前急辦的事情。於是為商人減稅的議論也就平息了。

真宗皇帝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歳旱放稅，即有飛語聞上，欲有所中傷。太宗不悅。禦史探上意，皆露章言開封府放稅過實，有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按。內亳州當按太康，鹹平兩縣。是時曾會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下，曾愛其識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係事體不輕，不宜小有高下。”冀公至兩邑，按行甚詳。其餘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首擢冀公為右正言，仍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為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
真宗皇帝任開封府尹時，開封府十七個縣都因為當年幹旱而減免了租稅，當即就有流言飛語傳到太宗皇帝的耳朵裏，想中傷真宗。太宗不高興。禦史們觀察出皇上的心意，就都上書批評說開封府減免租稅太過頭，皇上下旨讓京東、西兩路各州選派官員去複查。其中亳州應當複查太康、成平兩個縣，當時曾會任亳州知州，王欽若是他的幕僚。曾會欣賞王欽若的學識、涵養，常常認為他將來會做到三公宰相。這次曾會就派遣王欽若前往，並且叮囑他說：“此行關係重大，不能有絲毫差錯。”王欽若到了那兩個縣，尋訪調查非常仔細。其餘地方的官員都危言租稅減免過多，要求追繳應繳納的租稅，而唯獨王欽若請求將租稅全免，人們都認為他這麼做很危險。第二年，真宗即位，首先提拔王欽若為右正言，並且對輔政的大臣說：“在那個時候，朕自己也恐懼不安。欽若一名小官，卻敢於獨自為百姓伸張正義，這是大臣才有的氣節。”從此以後，王欽若被破格提拔任用，最終做到了宰相。

天下吏人，素無常祿，唯以受賕為生，往往致富者。熙寧三年，始製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托之弊。是歳，京師諸司歳支吏祿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百五十四。歳歳增廣，至熙寧八年，歳支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一百七十八。自後增損不常皆不過此數，京師舊有祿者，及天下吏祿，皆不預此數。
天下公吏一向沒有固定的俸祿，隻靠受賄為生，而往往有因此而致富的。熙寧三年，朝廷始製定天下吏人的俸祿，而設立違者重罰的法律以杜絕請托受賄的弊端。這一年，京師各部門全年支出了吏祿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百五十四文。此後年年增加，到熙寧八年，全年支出了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一百七十八文。後來有時增加，有時減少，沒有定額，而年支出都不超過這個數。京師原先有些吏人有俸祿，以及京師以外各地吏人的俸祿，都不包括在這個數字之內。

國朝茶利，除官本及雜費外，淨入錢禁榷時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九十三貫八百八十五，內六十四萬九千六十九貫茶淨利。賣茶，嘉祐二年收十六萬四百三十一貫五百二十七，除元本及雜費外，得淨利十萬六千九百五十七貫六百八十五。客茶交引錢，嘉祐三年，除元本及雜費外，得淨利五十四萬二千一百一十一貫五百二十四。四十四萬五千二十四貫六百七十茶稅錢。最中嘉祐元年所收數，除川茶錢在外。通商後來，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一十七萬五千一百四貫五百二十四。四十四萬五千二十四貫九百一十九錢，內三十六萬九千七十二貫四百七十一錢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交引錢六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一貫三百八十，後累經減放，至治平二年，最中分收上數。八十萬六千三十二貫六百四十八錢茶稅。最中治平三年，除川茶稅錢外會此數。
本朝從茶葉貿易中所獲取的利潤，除開官府的本錢以及雜費外，淨收入在官府專賣時，取一年的平均數，淨收入是一百九萬四千九十三貫八百八十五文，其中六十四萬九千六十九貫是茶淨利，賣茶，嘉祐二年收入十六萬四百三十一貫五百二十七文，除原來的本錢及雜費外，獲得淨利十萬六千九百五十七貫六百八十五文。商人所繳納的茶交引錢，嘉祐三年，除本錢及雜費外，獲得淨利五十四萬二千一百一十一貫五百二十四文。四十四萬五千二十四貫六百七十文是茶稅錢。嘉祐年間元年所收茶稅錢數是平價數，其中四川地區的茶錢沒有計算在內。允許商人自由經銷茶葉以後，取一年的平均數，有一百一十七萬五千一百四貫九百一十九錢，其中三十六萬九千七十二貫四百七十一錢茶租，嘉祐四年允許商人經銷茶葉，製定茶交引錢六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一貫三百八十文。後來屢經減免，到治平二年，取中間數就得到了上麵的數額。八十萬六千三十二貫六百四十八錢茶稅。治平三年的數額是平價數，除開四川的茶稅錢以外總計得到這一數額。

本朝茶法：乾德二祐年，始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置榷貨務。五年，始禁私賣茶，從不應為情理重。太平興國二年，刪定禁法條貫，始立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賈就園戶買茶，公於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淳化四年，初行交引，罷貼射法。西北入粟，給交引，自通利軍始。是歳，罷諸處榷貨務，尋復依舊。至鹹平元年，茶利錢以一百三十九萬二千一百一十九貫三百一十九為額。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額，官本雜費皆在內，中間時有增虧，歳入不常。鹹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價，四分給香藥，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藥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許人入中錢帛金銀，謂之三說。至祥符九年，茶引益輕，用知秦州曹瑋議，就永興、鳳翔以官錢收買客引，以捄引價，前此累增加饒錢。至天禧二年，鎮戎軍納大麥一鬥，本價通加饒，共支錢一貫二百五十四。乾興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東南見錢二分半，香藥四分半。天聖元年，復行貼射法，行之三年，茶利盡歸大商，官場但得黃晚惡茶，乃詔孫奭重議，罷貼射法。明年，推治元議省吏、計覆官、旬獻等，皆決配沙門島；元詳定樞密副使張鄧公、參知政事呂許公、魯肅簡各罰俸一月，禦史中丞劉筠、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周文質、西上閤門使薛昭廓、三部副使，各罰銅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諮落樞密直學士，依舊知洪州。皇祐三年，算茶依舊隻用見錢。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敕罷茶禁。
本朝的茶法，乾德二年始詔令在京師、建州、漢口、蘄口各設置榷貨務；五年，始禁止私販茶葉，不服從禁令的，按犯罪情節嚴重的條款處罰。太平興國二年，修訂禁止私販茶葉的法令條例，始定出科罪的等級以處罰犯禁者。淳化二年，允許商人到種茶的園戶買茶，官府在設置榷貨務的茶場收取榷茶的利息，始推行貼射法。淳化四年，首次實行交引措施，停止貼射法。商人向西北邊境輸納糧食即給以交引，這一措施自通利軍開始實行。這一年曾罷去各地的榷貨務，不久又恢複如舊。至鹹平元年，茶稅錢以一百三十九萬二千一百一十九貫三百一十九文為定額。下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年行用這一定額，官府的本錢及各種雜費都計算在內，中間有的年份增收，有的年份虧損，年收入不固定。鹹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開始創立三分法，以茶價為十分計算，四分支付香藥，三分支付犀牛角和象牙，三分支付茶引；六年，又改為六分支付香藥、犀牛角和象牙，四分支付茶引。景德二年，允許商人以錢、帛、金銀入中，當時稱為“三悅”。到大中祥符九年，茶引越來越不值錢，朝廷采納秦州知州曹瑋的建議，在永興軍、鳳翔府用國庫錢收購商人手中的茶引，以挽救茶引的價格。在此之前還屢次增支加耗錢，到天禧二年，鎮戎軍繳納大麥一鬥，本價及加耗，總共支出現錢一貫二百五十四文。乾興元年，又改變三分法，支付茶引三分、東南現錢（到東南地區領取的現錢）二分半、香藥四分半。天聖元年，重新實行貼射法。實行三年之後，茶葉貿易的利潤盡歸於大商人，官賣茶場隻得到發黃晚采的劣質茶葉，於是詔令孫奭重新審議，廢罷貼射法。第二年，追究查處先前建議複行貼射法的三司官吏，勾覆官勾獻等皆判決流放沙門島；原詳定官樞密副使張鄧公、參知政事呂許公、魯肅簡各罰扣一個月的俸祿；禦史中丞劉筠、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周文質、西上閣門使薛昭廓及戶部、鹽鐵、度支三副使各罰銅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諮撤銷樞密直學士的貼職，仍依舊任為洪州知州。皇祐三年，茶稅依舊隻用現錢繳納。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又發布敕令解除茶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