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爰谘謀”，是謂為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製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製，政乃弗迷”。議貴節製，經典之體也。
周代的祖先和豳人的商討，就是所謂“議”。“議”是講求適宜，研究怎樣合於事理的。《周易·節卦》的象辭說：“君子節製禮儀，使之有定，議論德行，使之適宜。”《尚書·周官》中說：“辦事必須根據古義加以評議，政事才不迷亂。”可見“議”以控製得當為貴，這是儒家經典的精神。

昔管仲稱軒轅有明台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谘四嶽，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預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辯：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至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至如吾丘之駁挾弓，安國之辯匈奴，賈捐之之陳於珠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諡：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為首；晉代能議，則傅鹹為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敘；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剪，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
早在春秋時期的管仲就說過，軒轅黃帝曾立“明台之議”，可見“議”的源頭已很長遠了。唐堯時期洪水造成災難，帝堯曾向管理四方諸侯的四嶽提出詢問；帝舜為了舉出能任百揆等官的人選，曾向群臣征求意見，確定了禹、稷、契、皋陶、伯益等五人；夏、商、周三代辦事，征詢意見直到打柴草的人。春秋時期楚國釋放宋襄公，魯僖公曾參與此事的商議。戰國時趙武靈王要換用胡人的衣服，他的叔父不同意而進行了反覆爭論；商鞅在秦國變法，反對者甘龍和他進行了辯論：雖然“議”的基本法則尚未確定下來，但以上辯論是頗為可觀的。到了漢代，“駁議”的體製才正式確立。所謂“駁”，就是雜；議論是紛紜複雜的，所以叫做“駁”。從兩漢文化昌明之後，典範的奏議顯著而完備了；當時人才濟濟，好的奏議充滿朝廷：如賈誼代替所有老臣草議，可說是寫奏議最敏捷的作者了。又如吾丘壽王對禁民挾帶弓弩的反駁，韓安國和反對與匈奴和親者的辯論，賈捐之反對用大軍平定朱崖郡叛亂的議論，劉歆關於不應毀武帝宗廟的爭辯等，雖然內容和文辭各不相同，但都抓住奏議的要領了。至於東漢張敏反對“輕侮法”，郭躬議論秦彭並非擅自殺人，三國時魏國程曉駁斥校事官的流弊，司馬芝建議再鑄五銖錢，晉代何曾要求免除對已嫁婦女不合理的刑律，秦秀議論怎樣定賈充的諡號等，都寫得符合實際，公允恰當，可說是通曉奏議體製的了。漢代善於寫駁議的，當以應劭為首；晉代長於寫奏議的，則以傅鹹為高。但應劭博通古事，而銓衡貫通，頗有條理；傅鹹很懂治道，卻寫得枝蔓紛繁。至於陸機的《晉書限斷議》，尚為銳利，但未刪減其繁雜的文辭，頗有影響於文章的骨力：這些也還各有優點和一定的教育意義。

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采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兵，佃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核為美，不以環隱為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為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為遊辭所埋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為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複存於茲矣。
凡有行動，首先要加以議論；要明了事物，必須把可疑的問題考察清楚。這是為了嚴肅慎重地處理各種政務，使治國之道緩急適度。所以，寫議奏的主要依據，必須以儒家經典為典範，繼承前代的傳統，研究當今的變化；說理不應在枝節問題上大發謬論，用詞不應在文采藻飾上過分鋪張。論祭祀，必須深悉禮儀；寫戰爭，必須懂得軍事；講種田，首先要通曉農業；議斷案，務須精通法律。然後突出其重大意義，運用公允嚴正的文辭。議奏文以明辨簡潔為能，不以繁富的采飾為巧；論事以明白核實為美，不以深幽隱晦為奇：這就是議奏文的基本要領了。如果不通曉國家政治，而隨意搬弄文墨，東拉西扯地構成文辭，牽強附會地湊成小巧，這種徒然施展華麗的文章，固然要被事實所拋棄；即使講出一些道理，也被大量的文采所淹沒了。從前秦穆公的女兒嫁給晉國的公子，隨從大批服飾豔麗的陪嫁女，晉國人便重視陪嫁人而輕視秦穆公之女；楚國有人賣珠給鄭國，用熏了桂香、裝飾了玫瑰的精製匣子，鄭國人隻買盛珠的匣子而把珠退回。如果文飾淹沒了所講的道理，形式勝過了所表達的內容，那末，秦人嫁女、楚人賣珠的故事，便又出現在今天了。

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者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晁錯對策，蔚為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晁氏之對，驗古明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征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慁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為文作。及後漢魯丕，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獨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魏晉以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麏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為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誌足文遠，不其鮮歟！
還有對策，是應答皇帝詔令而做出的政見陳述；射策，是為了研究事理而向皇帝主動奉獻的政見。這種文體必須有中肯的言辭，準確的說理，就如同箭矢射中靶心一樣。雖然兩種文體名稱不同，但都屬於“議”的一種形式。古代造就人才的時候，要選拔那些能辦事、善辭令的人。漢文帝中期，開始從各地選拔賢良。晁錯因為對策對答而被列為第一名。漢成帝則廣訪賢才，將對策第一的人直接任用，而射策的人因為中了甲科進入仕途。這確實是選拔賢才的重要方法。看晁錯對策文，是以古驗今，文辭簡潔且辨理明確，論事通達且高瞻遠矚，卓越超群，獲得第一完全是有根據的。董仲舒寫對策文，是根據《春秋》大義，結合陰陽兩氣相生相變的理論研究各時代的政治發展，雖然文辭繁雜但並不沉冗混亂，是因為說明白了其中的事理。公孫弘寫對策文，文辭簡明扼要、外延不多，但能以簡約的文辭概括要點，切合利弊而情理斐然，所以盡管被太常定為下等，卻被漢武帝擢升為上等。杜欽寫對策文，以簡略的文辭對答，卻顯示出他僅是就事論事，而不為堆砌辭藻寫作。東漢魯丕，其對策辭藻質樸，以儒家正論迎合對策主題，恰到好處，因此才獨中高等。以上這五個人的對策文，都被前代公認為典範之作。而自魏晉以來，為文者大都開始追求華麗的文辭，來記載實際的事理，不足之處逐漸增多。到他們受推舉應選的時候，都以病為借口拒絕對策，讓皇帝即使希望征求到對策文，也無法得到。所以當漢成帝主持博士飲酒禮時，堂上就出現了野雞；當晉成帝集合各州郡的秀才舉行對策考試時，就會在堂前出現麋鹿。這不是什麼怪異的事情，不過是選舉失當罷了。而“駁”這種文體則注重對事理的辯論，是持不同見解的各方的辯論；對策重在對理論進行宣揚，以闡明治理天下的道理。如果對策能讓其引述的史實符合治世之道，讓其解說的道理切合當今政務，讓其能斟酌錯綜複雜的情況來重鑄世俗，而非不切實際的談論；讓作者的通達權變來拯救世俗而非冷漠地旁觀；讓自己的論述能廣泛傳播但不是泛泛而談，就像水雖然很大卻不至於泛濫，那就算得上是優秀的對策文了。能達到這種效果的人，是難得的有才人，但有很多人隻是善於處理政務卻文才不足，有的文才出眾卻短於政務，如果能通過對策選拔到具有文才又擅長處理國家政務的人，確實算得上是通才了。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思想，並且讓文采聲名遠播，這樣的人才難道很多嗎？

讚曰∶
總結：

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必剛，攡辭無懦。
“議”用於商討政事，應該名實相符。分析道理要有力量，運用文辭不能軟弱。

對策王庭，同時酌和。治體高秉，雅謨遠播。
在帝王之前對策，眾多的應試者同時斟酌對答；隻要把握好議對文應有益於治道的特點，雅正的謀議就能遠為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