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自書契經典，鹹崇其義，而聖人之德，莫大於嚴父者也。故司馬遷著《封禪書》，班固備《郊祀誌》，上紀皇王正祀，下錄郡國百神。司馬彪又著《祭祀誌》，以續終漢。中興以後，其舊製誕章，粲然弘備。自茲以降，又有異同，故複撰次雲爾。
“國家的大事，在於祭祀和軍事”。從有文字記載開始到儒家經典，都尊崇這一宗旨，而聖人的道德，沒有比尊敬父親更重要的。所以司馬遷撰作《封禪書》，班固詳盡記述《郊祀誌》，上記皇帝的正祭，下錄郡國百神的祭祀．司馬彪又撰《祭祀誌》以續完漢朝的祭祀禮典．東晉以後，舊有的禮製大的典章，都明白而完善地備載。自此以後，祭祀禮儀又有變化，所以再加編撰。
漢獻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醜，詔公卿告祠高廟。遣兼禦史大夫張音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於魏。是時魏文帝繼王位，南巡在潁陰。有司乃為壇於潁陰之繁陽故城。庚午，登壇。魏相國華歆跪受璽紱以進於王。既受畢，降壇視燎，成禮而返，未有祖配之事。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時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靈台，皆因漢舊事。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後以為常。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諡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
漢獻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醜曰，獻帝命令公卿祭祀產擔廟。派遣兼禦史大夫張音奉皇帝印璽及策書，禪讓帝位給曹魏。當時魏文帝曹丕繼承了重旺的王位，南巡停留在穎陰。主事官員於是在題渣的籃蕩舊城建造壇台。庚午日，魏王登上壇台。曹魏的相國華歆跪著接受了皇帝的印璽奉進給重擔。接受印璽完畢之後，魏文帝走下壇台觀看柴燎，禮畢之後返回。沒有舉行以先祖配祭的祭祀。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在郊外祭祀天地和明堂。當時萱逸的都城在盜堡，而天地神靈、墓地、明堂、靈台都依照漢朝的舊例。黃初四年七月，魏塞壺將要到束境巡視，因為大軍將要出動，便派太常官用一頭公牛在南郊祭天，從此之後便成為常製。到魏文帝逝世時，太尉鍾繇在南郊舉行追贈謐號的禮儀，這都是在郊外舉行的祭祀禮節。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郊禋之製具存，魏所損益可知也。
明帝太和元年元年正月丁末日，在郊外祭祀魏武皇帝以配祭天帝，在明堂舉行宗廟祭祀以魏文皇帝配祭上天。當時兩漢時期升煙祭祀天地的儀製都還保留，曹魏對兩漠祭禮的沿革便可知了。
四年八月，帝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後漢紀》，章帝詔高邑祠即位壇。此雖前代已行之事，然為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祀於虛壇，未詳所據也。
太和四年八月，魏明帝到東境巡視，經過繁昌縣。派遣執金吾臧霸兼理太尉的職事，他用一頭公牛祭祀接受禪讓的壇台。《後漢紀》裹說，漢章帝詔令在高邑縣祭祀即帝位的壇台。逭雖然是前代已實行的事，然而築壇是為了祭天，而壇並不是神。現在不對上天祭祀，而對壇墟致祭，不知道根據的是什麼。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製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後土、雍宮、五畤神祗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係，出自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後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後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於圓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複郊祀。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曰，開始在洛陽南郊的委粟．營建圓廳。皇帝下詔令說：“帝王接受天命，都恭敬地奉承天地，以彰顯神明；尊敬祭祀世代繼統的先祖，以昭明功德。所以前代祭祀的禮典撰著之後，就使郊祭祖先以配祭皇天上天的儀製完備了。從前在漢朝的初年，承接秦朝焚書滅絕學術之後，便收集殘缺的禮製經典，以完備郊祀的禮儀。從甘泉、後土、雍宮、到五峙原祭天地神靈的處所，大多在經典上見不到，並且因為這些祭祀一興廢而無常製，一一彼一此而有變化，四百多年間，廢止而沒有了郊外椅祭皇天上天的禮儀。古代所改立的祭祀禮儀，於是有了闕失。萱魏的世係，出於直墾氐，現在祭祀圓丘，以始祖愛童配祭，稱圓丘為皇皇帝天。方丘所祭的稱為皇皇後地，以舜帝的妃子伊氏配祭。郊外祭天所祭的稱為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祭。郊外祭地所祭的稱為皇地之衹，以武帝的宣皇後配祭。在明堂舉行宗廟祭祀祭已故皇父高祖文皇童，以配祭上天。”十二月壬子冬至，開始在圓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有虞氏舜帝配祭。白正始年以後，直到曹魏終結，再沒有舉行郊祀。
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文曰：“皇帝臣孫權，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後帝。漢饗國二十有四世，曆年四百三十，行氣數終，祿胙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睿繼世作慝，竊名亂製。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誌在拯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群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鹹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終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征嘉瑞，前後雜遝，曆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敢不敬從。謹擇元日，登壇柴燎，即皇帝位。唯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綏天極。”其後自以居非中土，不複修設。中年，群臣奏議，宜修郊祀，權曰：“郊祀當於中土，今非其所。”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家。昔周文、武郊於禜、鎬，非必中土。”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於禜，見何經典？”複奏曰：“伏見《漢書·郊祀誌》，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長安，言文王郊於禜。”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由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虞喜《誌林》曰：“吳主糾駁郊祀，追貶匡衡，凡在見者，莫不慨然稱善也。”何承天曰：“案權建號繼天，而郊享有闕，固非也。末年雖一南郊，而遂無北郊之禮。環氏《吳紀》：‘權思崇嚴父配天之義，追上父堅尊號為吳始祖。’如此說，則權末年所郊，堅配天也。權卒後，三嗣主終吳世不郊祀，則權不享配帝之禮矣。”
孫權開始在武昌稱帝號時，在南郊告祭天帝。告祭辭說：“皇帝臣孫權，冒昧地用黑色的公牛祭祀，明白告知皇皇後帝。漢朝享國二十四世，經曆四百三十四年，它運行的天命氣數已終結，它的福祿氣運已竭盡，普天之下已廢弛，四海之內分崩離析。邪惡之臣曹丕，於是奪取了帝位。直至的兒子莖壑繼承帝位而作惡，盜竊名位擾亂禮製。我孫權出生於東南，適逢機運，承奉天道掌握軍隊，誌向在於拯救世道，奉皇天上天的正辭實行討伐懲惡，一舉一動都是為了民眾。群臣百官各位將相以及各州郡各城鎮執掌職事的官員，都認為天意已對漢朝厭棄，漢朝已喪失天運，皇帝的位置空缺，郊祀沒有主祀人，美好的征兆嘉善的瑞應，前後紛繁地出現，上天的氣運在我身上，我不得不接受．我孫權敬畏天命，豈敢不恭敬奉從。我恭謹地選擇吉曰，登上壇台並舉行柴燎祭天，即皇帝位。敬希你天神賜福!東吳四方，永遠安保於天際。”在這以後的時期，孫權自認為所居不是中原地方，便不再舉行郊祀。中年時，群臣奏議，應該舉行郊祀。孫權說：“郊祀應當在中原土地上舉行，我們現在不是在中原土地上。”群臣再次奏議說：“普天之下，沒有一地不是帝王的領土：。帝王以大下為家。古代周文王、周武王在酆、鏑舉行郊祀，不是一定要在中原土地上。”孫權說：“周武王伐紂時，即帝位於鏑京，而在鎬京舉行郊祀。周文王沒有成為天子，在酆邑舉行郊祀，見於哪部經典呢?”群臣又奏議說：“我們得見於《漢書．郊祀誌》。匡街上奏請求將甘泉宮回曲的郊祀遷徙到鋁，說馳王曾在腿舉行郊。’，雖說：“周文王品性謙讓，他處於諸侯的地位，分明是沒有舉行郊祀。經傳沒有明文記載，由匡衡這個俗儒憑個人意見造說，不是經典的本義，不可用。”虞直《誌林》裹說：“束吳君主孫權糾舉駁正郊祀的記載，追貶匡衡，凡是得見的人，無不感慨地叫好。”何承天說：“考察孫權已建立帝號承繼帝位，而郊祀享祭有闕失，本來是不對的。他在位的末年雖然舉行了一次南郊祭祀，而竟無北郊祀享之禮。環氏的《吳紀》裹說：‘孫權想尊崇父親以配享天帝的本義，給他的父親孫堅追加尊號為束吳始祖。’依照這一說法，那麼孫權末年所舉行的郊祀，足以係堅配享天帝。孫權去世之後，三位繼位的君主直到束吳滅亡都沒有舉行郊祀，那麼遜護也就沒享有配祭天帝的禮儀了。”
劉備章武元年，即皇帝位，設壇。“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皇帝臣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後土神祗。漢有天下，曆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複享。今曹操阻兵安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群臣將士以為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之威，又懼漢邦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僚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於大神。惟大神尚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章武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北郊於成都。
劉備章武元年，備即皇帝位，築造壇台告祭天帝。告祭辭說“建安二十六年夏季四月丙午口，皇帝臣劉備，冒昧地以黑色公牛獻祭，昭告皇天上帝、後土神靈。漢朝享有天下，它的天命氣運無限。先前王莽篡奪漢朝政權，光武皇帝震怒出兵討伐，社稷宗廟再次得到享祭。現在曹操依仗武力肆意殘忍地對待人民，他的兒子曹丕施展他的凶逆圖謀，竊取帝位。群臣百官和將士們認為國家社稷已被廢棄，劉備應該整治它，應該承接漢高祖和漢光武皇帝，恭敬地奉行皇天上帝對曹丕的懲罰。我劉備思量自己道德鄙薄，怕有愧於這皇帝之位，便向庶民詢問，並問及邊外的蠻夷各族的君長，他們都說天命不可以不回報，祖宗的帝業不可以長久被廢棄，四海之內不可以沒有君主，天下四境之內的人所仰望的，在於我型備一人。我型借敬畏皇天的威嚴，又懼怕漢朝將在大地上滅亡。我恭謹地選擇吉，與群臣百官登上壇台，接受皇帝的禦璽。修造柴燎的壇台，挖掘埋藏祭牲的瘞坎，向天神舉行告祭。敬希天神享用祭品給漢朝賜福，永遠安保四海。”章武二年十月，皇帝劉備命令丞相諸葛亮，在成都營建南、北郊祭的壇台。
魏元帝鹹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節侍中太保鄭衝、兼太尉司隸校尉李喜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於晉。丙寅，晉設壇場於南郊，柴燎告類，未有祖配。其文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於皇皇後帝。魏帝稽協皇運，紹天明命，以命炎曰：‘昔者唐堯禪位虞舜，虞舜又以禪禹，邁德垂訓，多曆年載。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民，扶翼劉氏，又用受禪於漢。粵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顛墜，實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於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於魏也。誕惟四方之民，罔不祗順，開國建侯，宣禮明刑，廓清梁、岷，苞懷揚、越，函夏興仁，八紘同軌，遐邇弛義，祥瑞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肆予憲章三後，用集大命於茲。’炎惟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於百蠻君長，僉曰：‘皇天鑒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畏天之威，敢不欽承休命，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答民望，敷佑萬國。惟明德是饗。”
魏元帝鹹熙二年十二月甲子日，使持節侍中太保鄭衝、兼太尉司隸校尉李憙奉持皇帝的印璽和策書，禪讓帝位給西晉。丙寅曰，西晉在南郊築造壇場，舉行柴燎告祭天帝，沒有用祖先配祭。其告祭詞說：“天帝之臣皇帝司馬炎。冒昧地以黑色公牛獻祭，昭告皇皇後帝。曹魏皇帝查驗了皇位的氣運，接受上天聖明的命令，命令我司馬炎說：‘古代盧童禪讓帝位給虞愛，虞靈又將帝位禪讓給夏魚，他們勤勉地樹立聖德垂訓後世，經曆了很多年代。到了漢朝政道衰敗時，魏太祖武皇帝平定禍亂救助人民，扶持輔助漢朝劉壓政權，又從還曲接受了揮讓。但當我曹魏之時，曆代多有變亂，幾乎到了滅亡的地步，實在是仰仗了置翅匡救的恩德，因而得保曹魏宗廟的祭祀，在艱難時廣為救助，這實在是晉朝對魏有大的功德。天下四方的人民，沒有不敬服順從的，立國家建諸侯，宣明禮教嚴明刑律，肅清梁山、岷山，包容了揚州、南越，全國興舉仁義，八方邊境統一，遠近向往仁義而歸服，祥瑞接連出現，天人同應，沒有不順服的。天命宣示我要效法唐堯、虞舜和漢朝禪讓的皇帝，因此布天命於此。’我司馬炎思量不足以繼承魏帝皇位，辭讓沒有獲得同意。於是三公卿士，群臣百宮，黎民百姓和役隸，以至各蠻族的君長，都說：‘皇天明察下民，了解下民的困苦，皇天既有成命，本來不是克己謙讓所能抗拒的。’帝位不可以沒有繼統，入神不可以空缺君主，我司馬炎虔敬地遵奉皇位的氣運，我畏懼天帝的威嚴，豈敢不恭敬地承接天帝美善的命令，我恭謹地選擇吉曰，登上壇台接受禪讓，告祭上帝，以永遠報答人民的厚望，廣布德澤佑助天下四方各地人民。我向往美善之德。”
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今便為永製。眾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祀，配以祖考，日夕歎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群臣又議：“五帝，即天也。五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北郊又除先後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醜，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並圓丘方澤於南北郊，更修治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至今矣。太康十年十月，乃更詔曰：“《孝經》‘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雲：‘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明上帝不得為天也。往者眾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正經不通。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後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複以先帝配天，於義亦不安。其複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晉武帝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禮。皇太子、皇弟、皇子悉侍祠，非前典也。湣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
泰始二年正月，皇帝下命令說：“主事官員前時奏請郊祀權且采用曹魏的禮製。我不想承受改建禮製的艱難，現在便以曹魏的禮製作為永遠實行的製度。眾人議論紛紜，於是沒有按時議定，也就不能按時供享祭神，以已故祖、父配祭，我早晚都在慨歎和期望，飲食減少，心中不安。現在應當守即舉行郊祀。”當時群臣又議論說：“五方天帝，就是天，五行之氣時令不同，所以它們的稱號不同。雖然有五個名稱，其實是一個神。明堂和南郊，應該除去五帝的神座。五郊改為五精的稱號，都同稱為吳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北郊祭祀又當除去先肚皇後的配祭，”皇帝全都依從。二月丁醜，郊祀宣皇帝以配祭天，在明堂舉行宗廟祭祀祭文皇帝以配祭上帝。這年的十一月，主事官員又奏議：“古時候圓丘的祭祀和郊祀沒有區別，應該將圓丘方澤的祭祀合並於南北郊祀，另外修造祭祀壇場。而冬至、夏至的祭祀，合並於南郊、北郊的祭祀。”皇帝又依從了。一概都依照宣帝所采用的王肅的議論。逭一個月的庚寅曰冬至，皇帝親自到南郊祭祀圓丘。自此之後，圓丘方澤不另行設立一直延續到今天。太康十年十月，皇帝又下命令說：“《孝經》裹記載‘郊祀丘鏗以配祭天，在明堂舉行宗廟祭祀祭周文王以配祭上帝，。而《周禮》裹說：‘祭天是陳列祭品祭上帝。’又說：‘祭地是陳列祭品向四方遙祭山。’四方遙祭不是指地，那麼分明上天不能是天了。前時眾人議論去除明堂五帝的神位，查考禮書的記載和正式的經文這種做法行不通。況且《詩序》裹說：‘周文王、周武王的功業，起於後稷。’所以推論以後稷配祭天。宣帝以英武創業，他既已配祭天，後來又以先帝配祭天，在道理上也不妥當。應該恢複明堂及南郊五帝神位。”晉武帝太康三年止月，武帝親自舉行郊祀．皇太子、皂弟、皇廣全都陪侍祭祀，這不是前代的禮典。湣帝定都長安，還沒有建立郊祀及宗廟祭祀便已敗亡。
元帝中興江南，太興元年，始更立郊兆。其製度皆太常賀循依據漢、晉之舊也。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初，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居許，即便立郊，自宜於此修奉。驃騎王導、仆射荀崧、太常華恆、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按元帝紹命中興，依漢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故成帝鹹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後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元帝中興於江南，太興元年，開始改建郊祀壇場。其製度都是太常賀循依據漢朝、西晉的舊製所定。三月辛卯曰，元帝親自舉行郊祀，配祭的禮儀，概依照武帝開始舉行郊祀時的先例．當初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建議應該等待還都迢旦之後再修建。司徒荀組根據漢獻帝居許員時，便立即建立郊祀壇場，現在自然應該在汀茵修造。驃騎玉婆、仆射苞盛、太常莖恒、中書侍郎廖毫都與苞蛆的議論相同。修建祀壇的事便施行了．按元帝繼承天命而中興，依照漢朝的先例，應該舉行享祭明堂和宗廟祭祀之禮。束晉沒有立明堂，所以缺享祭明堂和宗廟祭祀之禮。明帝太寧三年七月，開始詔令建郊祭壇。還沒有進行建造而明帝便逝世了，所以成帝越和八年正月，追述以前的意旨，在覆舟山南建立祭壇。當月辛未，祭祀北郊，開始以宣穆張皇後配祭地神。這是曹魏時的先例，不是西晉的舊製。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曰：“泰始中，合二至之祀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複。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北郊於一丘。憲章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鹹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要在北郊祭祀，有懷疑的議論。太常題和上表說：“蠢始年間，把夏至冬至的祭祀合並於南郊北郊的祭祀。北郊祭祀的月份，古代沒有明文記載，有的用夏至，有的同用冬至。漢光武正月辛末日，開始建立北郊祭壇。這就與南郊祭祀同月了。到束晉草創之時，一切事情都從簡，把北郊祭祀合並於圓丘祭祀中。禮製不完備，權且用造一禮儀，大體上是合乎時宜的。到了鹹和年間，提議另立北郊祭祀，祭祀同用正月。曹魏承續後漢，正月祭天，以地神配祭，而稱說周禮，三王的郊祭，一概用夏正。”於是依從顧和的議論。這個月的辛末日，祭祀南郊。辛巳日，祭祀北郊。皇帝都親自奉祭。
安帝元興三年三月，宋高祖討桓玄走之。己卯，告義功於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返。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為宜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辨也。齋之與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雲今宜郊，故是承製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唯一而巳，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嚐，嫡子居外，庶子執事，禮文炳然。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又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望輿駕。無為欲速而無據，使皇輿旋返，更不得親奉。”遂從納之議。
安帝元興三年三月，宋高祖征討桓玄並趕走了桓玄。己卯日，慶賀功勳在南郊祭祀。這一年，皇帝逃亡江陵沒有返回。次年應該舉行郊祀。朝廷議論認為應該依照周禮，由宗伯代理皇帝的職事，由三公施行祭祀。尚書左丞王訥之獨自說：“殯殮之後舉行郊祀，自然是天子主持，有君主在，稟承君主的命令而行祭，有什麼可辯白的呢。是不是舉行齋戒祭祀，豈可以與今天的事相比呢。議論的人又說現在應該郊祀，而事理應是秉承皇帝的旨意才能命令三公行祭。況且祭天是極尊高的事，衹有天子一人可以舉行而已，所以不是天子不可以祭天。庶民以上的人，無不舉行祭祀，當嫡子在外時，由庶子掌理祭祀，禮書裹記載得很明白。沒有不親自接受了天子的命令而祭天的。又武皇帝接受禪讓後，於二月郊祀，亙童在2遍中興，於三月郊祀。現在郊祀的時限還沒有超過，人們天天盼望著皇帝。不可以沒有根據地想急速舉行郊祀，使得皇帝返回後，再不能親自奉祭。”於是依從丁王訥之的議論。晉恭帝五盤二年五月，摹帝派遣使臣奉持策書，禪讓帝位給劉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曰。在南郊建造壇場，接受皇帝的印璽，舉行柴燎以祭天。告祭策書說：“皇天上帝的臣子皇帝劉裕，冒昧地用黑色公牛獻祭，昭告皇皇後帝。晉帝以占卜得知王朝氣數已終結，新王朝的氣運已有所歸，敬順遣好的時運，以命令我劉裕。立君主以治理人民，天下為公，德操足以立為帝王，而被人民一致擁戴。從盧堯、虞愛開始，直到漢朝、萱墊，沒有不是以聖哲的人感通文祖，有卓絕功勳的人登帝位，因此能夠大力拯救人民，垂訓於萬世。晉朝自從束遷以來，禮、義、廉、恥的德操沒有樹立，宰輔大臣沒有依托，日子已經很久了。隆安年間艱險，元興年間釀成禍亂，以致帝王遷徙，宗廟祭祀滅絕。劉裕雖然地方不是齊、晉大國，部眾沒有一旅，但上則憤恨時勢艱險，下則痛惜動亂不止，他甩袖一揮，就使皇朝恢複。在危難時能扶持，在覆亡時能扶助，為非作亂的都被殲滅，越禮犯分的人一定被消滅。真是否極必泰，振興廢敗殘局應運而來。至於平定禍亂救濟人民，恩施晉朝，憑藉時運，而舒展他的勳勞。加以四境殊風異俗的各族人民仰慕仁義，語言不通的荒遠地方人民前來誠服，帝王曆法所行的地方，都敬服聲威教化。以致、月、星辰顯示美好的征兆，山出現祥瑞，入神和睦協同，歲月彰著。因此王侯卿士、億萬平民，都說皇天神靈在上俯察，晉朝在下敬致誠，，天命不可以長久被延誤，帝位不可一刻空著。於是被眾人的議論所逼，我恭敬地舉行這受天命即帝位的禮儀。謬誤地以我這薄德之人，托身於億萬人民之上。雖然上畏皇天的威嚴，忽略這小節，我深深地永遠懷念，恭敬恐懼如同遇到危險一樣。敬擇吉日，登壇受禪，祭告天帝，以實現萬國美好的希望。上天保佑我們昌盛，永遠給我劉宋賜福。我恭敬地饗祭聖明的神靈。”
晉恭帝元熙二年五月，遣使奉策，禪帝位於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設壇南郊，受皇帝璽紱，柴燎告類。策曰：“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後帝。晉帝以卜世告終，曆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於諱。夫樹君司民，天下為公，德充帝王，樂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漢、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勳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黎，垂訓無窮。晉自東遷，四維弗樹，宰輔焉依，為日已久。難棘隆安，禍成元興，遂至帝王遷播，宗祀湮滅。諱雖地非齊、晉，眾無一旅，仰憤時難，俯悼橫流，投袂一麾，則皇祚克複。及危而能持，顛而能扶，奸宄具殲，僭偽必滅。誠否終必泰，興廢有期。至於撥亂濟民，大造晉室，因藉時運，以屍其勞。加以殊俗慕義，重譯來款，正朔所暨，鹹服聲教。至乃三靈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和協，歲月茲著。是以群公卿士，億兆夷人，僉曰皇靈降監於上，晉朝款誠於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暫曠。遂逼群議，恭茲大禮。猥以寡德，托於兆民之上。雖仰畏天威，略是小節，顧深永懷，祗懼若厲。敬簡元日，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酬萬國之嘉望。克隆天保，永祚於有宋。惟明靈是饗。”
永初元年，皇太子在南、北郊拜祭。永初二年正月上旬辛，皇帝親自舉行郊祀。文帝元嘉三年，皇帝率軍西征謝晦，備禮品在南、北郊祭祀。
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永初二年正月上辛，上親郊祀。文帝元嘉三年，車駕西征謝晦，幣告二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曰，朝廷重臣上奏說：“劉義宣、邀質，違逆時勢背離正道，發動暴亂罪惡滔天，串連淮、岱兩地逆黨，陰謀危害國家。當臧質開始反叛時，朝廷宣布戒嚴的時候，南、北郊的祭祀及宗廟社祭，都已陳設周備。因劉盞宣作亂，沒能同時舉行祭祀。當皇上將要出發親征時，叛逆黨徒已冰釋瓦解，臧質既已被梟首示眾，型義宣也被擒獲，兩個寇逆都已消滅，南、北郊祭祀及宗廟祭祀都應該昭彰舉行。考察亙塞三年誅討迎每之初，遍祭南、北郊和太廟。當逆黨平定之後，衹祭太廟和太社。不舉行南、北郊祭祀。”希望禮宮們全麵深入地商議。太學博士徐宏、孫勃、陸澄議論說：“《禮》書裹沒有不舉行回報祭祀的記載。開始時對南、北郊和宗廟既普遍給予祭祀，現在逆賊已擒獲，祭祀不應有所不同。”國子助教蘇璋生議論說：“據《禮記。王製》記載，天子外出巡狩，‘返回時，給祖廟父廟祭祀，。又《禮記．曾子問》裹說：‘諸侯前往天子那裹去，先到祖廟祭祀，向父廟陳設祭品祭祀，命令祝史向社稷宗廟山川祭祀。祭祀時用牲和繒帛，返回時也是如此。諸侯相見，返回後一定到祖廟父廟祭祀，並命令祝史向前時所祭祀過的山等神舉行告至之禮。’《禮記．曾子問》裹又說：‘天子和諸侯將要外出的時候，一定要用繒帛毛皮玉圭等祭品，到祖廟父廟祭祀。返回後一定要舉行告至之禮。’天子與諸侯外出，雖說事有大小的不同，但它的禮儀大體相同，出之前祭祀而返回後舉行告至之禮，道理上不得有差別。鄭玄說：‘外出及返回的禮儀相同。，它的本義十分明白。天子出征時，向上帝祭祀，推論前時所祭祀過的返回後一定要為之舉行告至之禮，那麼就應該舉行郊祭，不容再有懷疑。丞矗三年，衹祭太廟和太社，不知道它的道理在哪裹。或者當是因《禮記》裹衹說‘返回後到祖廟父廟祭祀’，而沒有郊祭的話。如果這一論點成立，那就更是不通。《禮記》是殘缺的書，本來就沒有完備的版本，斷簡壤字，多有缺略。正應當類推尋求它的本義，不可動輒都要征引它的文字。天子返回後祭祀太社，也沒有成文記載，是什麼原因郊祭該單獨招致嫌疑呢。但是外出及返回後一定祭祀，都是表示孝敬的誠心。既然是以返回後祭祀為本意，本來就不是凱旋後獻捷的禮儀。現在皇帝畢竟沒有出宮，就不容許有外出返回後舉行告至的禮儀。如果是陳設不出行而祭祀的禮儀，那卻是以前沒有這樣的先例。我認為祝史致辭，用以昭顯誠信。如果辭義違背禮製，自然可以從實而缺略。我們參酌審議，以應該舉行祭祀為允當，應當都用牲畜獻祭南北二郊及太廟、太社，依舊由公卿施行祭祀之事。”皇帝下命令表示同意。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奏：“劉義宣、臧質，幹時犯順，滔天作戾，連結淮、岱，謀危宗社。質反之始，戒嚴之日，二郊廟社，皆已遍陳。其義宣為逆，未經同告。輿駕將發，醜徒冰消，質既梟懸，義宣禽獲，二寇俱殄，並宜昭告。檢元嘉三年討謝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廟。賊既平蕩，唯告太廟、太社，不告二郊。”禮官博議。太學博士徐宏、孫勃、陸澄議：“《禮》無不報。始既遍告，今賊已禽，不應不同。”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王製》，天子巡狩，‘歸，假於祖禰’。又《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於祖，奠於禰，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又雲：‘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反必告至。’天子諸侯，雖事有小大，其禮略鈞，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鄭雲：‘出入禮同。’其義甚明。天子出征，類於上帝，推前所告者歸必告至，則宜告郊，不複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廟社，未詳其義。或當以《禮記》唯雲‘歸假祖禰’，而無告郊之辭。果立此義，彌所未達。夫《禮記》殘缺之書，本無備體，折簡敗字，多所闕略。正應推例求意，不可動必征文。天子反行告社，亦無成記，何故告郊，獨當致嫌。但出入必告，蓋孝敬之心。既以告歸為義，本非獻捷之禮。今輿駕竟未出宮，無容有告至之文；若陳告不行之禮，則為未有前準。愚謂祝史致辭，以昭誠信。苟其義舛於禮，自可從實而闕。臣等參議，以應告為允，宜並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廟、太社，依舊公卿行事。”詔可。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日，主事官員上奏說：“本月十五日舉行南郊祭祀。考查舊時的儀製，宗廟祭祀由皇上親自奉祭，由太尉第二次獻酒告祭；南郊祭祀由皇上親自奉祭，由太常第二次獻酒告祭。又宗廟祭祀開始時，把酒灑在地上，送神的時候就不灑。而郊祀在開始時把酒灑在地上，同宗廟祭祀是一樣的，而送神時又要把酒灑在地上，議論的人認為宗廟祭祀與郊祀儀式不相同，對這件事有疑問。現在交付禮官們審議裁定。”太學博士王祀之議論說：“根據《周禮》的記載，大宗伯‘佐助君主保護國家，用吉禮敬祀鬼和天地神靈，祭祀蒼天’。也就是指今天的太常。在郊祀祭天時，太常第二次獻酒告祭。又《周禮》的外宗條下說：‘當王後不參與祭祀時，就佐助宗伯。鄭玄說：‘王後不參與祭祀，宗伯替代王後行事。又說：‘君主拿著玉製的圭瓚盛酒並把酒灑向屍主，大宗伯拿著玉製璋瓚盛著酒第二次獻酒告祭。從中世以來，王後不參加宗廟祭祀，就應該按照禮製由大宗伯代行第二次獻酒告祭。然而現在由太尉第二次獻酒告祭。鄭玄注《禮記。月令》說：‘夏、商、周三代有司馬，沒有太尉。太尉，是秦朝設置的官。因為世代承傳很久遠，崇敬宗廟祭祀，替代王後祭祀的事情重要，所以由上公第二次獻酒致祭。’又議論說：“順時而生的思念，情懷比霜露還要深厚；宗廟之內祭祀時，肅敬的感情，在舉止行動發出的聲音中表現出來。不知道神在什麼地方，便不能在一個方位上去求神。鄭玄注《儀禮》的有司條裹說，天子諸侯在宗廟門內祭祀又繹祭。繹。是指第二日再祭。現在的宗廟祭祀缺少了送神時灑酒於地的儀式，將改在枋繹祭，明在於留神，不得而省。禮製裹郊祀與宗廟祭祀的儀製不同。因此送神時灑酒於地的儀製有差別。”太常丞朱廬之議論說：“查考《周禮》的記載，大宗伯執掌典禮，以敬奉神靈為上，職務是總管祭祀，而以祭蒼天為首要。現在的太常就是《周禮》裹的宗伯。又查考袁山鬆的《後漢書。百官誌》裹說：‘郊祭的禮儀，是由太尉掌管第二次獻酒告祭，光祿掌管第三次獻酒告祭。太常每當祭祀的時候，先上奏祭祀的禮儀及行事，掌管讚助天子祭祀。沒有掌管獻酒的事。依照《百官誌》的記載，漢朝掌管第二次獻酒的事，專由三公擔任，不是由主管宗廟祭祀的秩宗貴官來掌管。現在宗廟祭祀由太尉第二次獻酒，光祿第三次獻酒，即為漢朝的儀製。又賀循規定太尉由東南方登上壇台，表明這太尉官一定是參與郊祭。古禮雖然是由宗伯掌管第二次獻酒，然而曆代有沿襲也有變革，由三公掌管第二次獻酒，是漢朝所實行的儀製。我認為郊祀的典禮重大，應該與宗廟的祭祀相同。況且太常既已掌管讚助天子祭祀，他就不可兼管第二次獻酒的事。又查考灑酒於地的儀式，《禮記》裹說：‘祭祀是講求陰祀和陽祀的問題．殷產時期是先講求南郊及宗廟祭祀的陽祭’，‘奏完三首樂曲之後迎牲’。那麼商朝是把灑酒於地的儀式放在後麵。‘周朝先講求祭北郊及宗廟的陰祀’，‘灑酒於地所用的是香酒。酒深入到土壤裹。酒灑之後迎牲’。那麼周朝是把灑酒的儀式安排在前麵。這裹說的是宗廟祭祀，不是說郊祀。查考《周禮。天官》裹說：‘凡是祭祀時讚助君王舉行裸禮。鄭玄注說：‘裸，是灑酒灌地。衹有關涉人事的宗廟祭祀才有灑酒灌地的儀式。祭天神地神時君王不舉行灑酒灌地的儀式。’而郊祀不曾有灑酒灌地的儀式，這在禮製裹無法考知。學識廣博的儒者所注釋的大義，昭然明察。認為今天有灑酒灌地的儀式，是長期相承傳所造成的失誤，那麼原本就應該是沒有灑酒灌地的儀式。”通報給朝廷重臣及丞、郎、博士等，他們都同意朱膺之的議論。尚書令建平王劉宏重新參酌審議，認為朱膺之的議論允當。皇帝下詔令表示同意。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尋舊儀，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亞獻；南郊親奉，以太常亞獻。又廟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廟，送神又灌，議儀不同，於事有疑。輒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祀之議：“案《周禮》，大宗伯‘佐王保國，以吉禮事鬼神祗，禋祀昊天。’則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亞獻。又《周禮》外宗雲：‘王後不與，則讚宗伯。’鄭玄雲：‘後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說雲：‘君執圭瓚稞屍，大宗伯執璋瓚亞獻。’中代以來，後不廟祭，則應依禮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尉亞獻。鄭注《禮·月令》雲：‘三王有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也。’蓋世代彌久，宗廟崇敬，攝後事重，故以上公亞獻。”又議：“履時之思，情深於霜露；室戶之感，有懷於容聲。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處。鄭注《儀禮》有司雲，天子諸侯祭於祊而繹。繹又祭也。今廟祠闕送神之稞，將移祭於祊繹，明在於留神，未得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有異。”
太明二年正月丙午曰初一，主事官員上奏說：“本月初六南郊祭祀，皇上要親自奉祭。到時候可能會下雨。曹魏時期郊祭曾遇到下雨，高堂建認為應改期於當月下旬的辛曰祭祀。晉朝時皇帝已經出動參加郊祀，適逢下雨，顧和也說應該另行選擇吉曰舉行祭祀。徐揮說：‘晉武帝時，祭祀有時用丙日，有時用己曰，有時用庚日。’這些讓禮官們議論裁正並上報。如果可以改變郊祀日期，是不是也應該改變宗廟祭祀的日期呢?”博士王燮之議論說：“遇到下雨而改變郊祀日期，是前代已有的定論。《禮》書的傳注所記述的，在辛曰舉行郊祀是有根據的。《禮記．郊特牲》裹說：“郊祀用辛曰，周朝開始舉行郊祀是在冬至日。”鄭玄注說：“夏、商、周三代的郊祀，一概用夏曆正月。用辛曰的原因，是取其齋戒自新的意思。，又《禮記．月令》裹說：‘於是選擇元日，祭祀蒼天上帝祈求五穀豐熟。’注解說：‘元曰．是指上旬的辛曰。舉行郊祭祭天。’又《春秋》裹記載郊祀的有兩次，成公十七年九月辛醜，郊祀。《公羊傳》說：‘何時舉行郊祀用正月上旬的辛曰舉行郊祀。’哀公元年四月辛巳曰，郊祀。《穀梁傳》說：‘從正月直至三月，是舉行郊祀的時期。以十二月下旬的辛曰占卜而定正月上旬辛曰郊祀。如果小依從，於正月下旬辛曰占卜改為二月上旬辛日郊祀．如果不依從，就於二月下旬辛曰占卜而定三月上旬辛曰郊祀。，這已表明，郊祀的禮儀，都是在辛曰舉行。晉代有時用丙曰，有時用己，有時用庚，都是因為另有議論。逮壹於十二月丙寅曰在南郊祭天接受禪讓，造就是祭祀不能用卒的例子。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曰，開始把圓丘方澤的祭祀、冬至夏至曰的祭祀與南北郊的祭祀合並舉行。泰始三年十一月庚寅曰冬至曰祭天，在圓斤舉行郊祭。這是仍然用圓丘祭祀的禮儀，不是專門為祈求五穀豐熟的祭祀，因此又不能用辛曰祭祀。現在的郊祭享祀，既已按夏曆實行，雖然祭祀的日期可以改變推遲，但認為仍然是…定在辛曰舉行。徐攆所根據的，或許有不當的地方．又根據《禮記．郊特牲》的記載說：‘在祖廟受命，在父廟裹灼龜甲而占卜。，豔注釋說：‘受命，是指先祭告祖廟，然後退下來進行占，那麼求的本義是卜郊祭這件事，而不是卜求郊祀的日子。現在祭祀的日期雖然有所改變，而郊祀的本義不變，我認為不應該再次求卜。’曹郎朱膺之議論說：“考察前代儒者所論說的郊祀，他們的議論各有不同。《周禮》裏有冬至日圓丘的祭祀。《禮記．月令》裹有為祈求五穀豐熟而祭祀蒼天上帝．鄭玄說，在圓丘祭祀蒼天上帝，以帝營配祭，這是所說的篩祭。為祈求五穀豐熟祭祀五精天帝，以後稷配祭，這是所說的郊祀，這兩種祭祀舉行的時間不同，它們所祭的神也不相同。儒士們說，在圓丘舉行的祭祀，以後稷配祭。取圓丘所在的地點在郊，稱之為郊祭。以圓丘的形體而言，稱之為圓丘的祭祀。名稱雖然有兩個，其實就是一種祭祀。晉武帝舍棄鄭玄的說法而依從儒士們的說法，因此郊祀用冬至曰。既然用了冬至曰，按理就不可能總是在辛曰。那麼晉代在中原地區郊祀不用卒曰，就像徐憚所議論的那樣。從束晉以來，都用正月，當是《春秋》傳裹所說的夏、商、周的郊祀，全都用正月，晉代不改正朔，實行夏曆，因此安排在年初，不用冬曰，全都用上旬的辛曰，這是近代的成規。祭祀的禮儀，‘過了時限就不舉行，現在是正月，郊祀的時限還沒有過，遇上下雨改變祭祀日期，對禮製沒有違背。既已卜求了祭祀的日子，然而因事不能順遂，裏祀蒼天是很敬重的事，應該再卜求祭祀的日期。高堂隆說：‘九日在南郊祭祀，十曰在北郊祭祀、’造就是說北郊祭祀可以不在辛曰舉行。”尚書何偃議論說：“鄭玄注《禮記》，引用《易經》說夏、商、周三朝的郊祀，一概都用夏曆。《周禮》記載，凡是國家的大事，多用正月。《左傳》又說在驚墊舉行郊祀。那麼鄭玄的這種論說，實在是有根據的。各家的議論不同，有的說夏、商、周各朝都用它們的正月郊祭蒼天，這是淺薄之士的辯說，對於禮製來說不可取。本來已知道《穀梁傳》裹說春季三個月都是可以舉行郊祀的月份，真可以說是膚淺了。然而用辛曰祭祀的說法，全都相同晉朝用庚曰己曰郊祀，說得紛紛揚揚，但就是沒有見到前代施行的證據。我認為應該信從晉代推遲郊祀，仍按禮製是用辛曰。王燮之以為在祖廟受命在父廟灼龜占卜，他知道卜求的本義，不在卜求郊祭的日子，他的學識縝密”右丞徐爰的議論認為：“郊祀用辛曰，對改變郊祀期有妨礙，禮官和主管祭祀的官員，已作了很周備的考察。何偃根據禮製，認為不應該再行卜求，我的看法與他相同．考察卜求郊祭而限定時曰，到了今天這種辦法應該改變，卜求應衹是卜郊祭這件事而已。辛日前十曰，已安然地為郊祀而齋戒沐浴，祭祀用的牲畜，已養在滌宮裹，沒理由超過三月。他認為祭祀的犧牲已完全準備之後，雖然有事妨礙祭祀，也應該讓主事官昌舉行祭祀，不容許改變郊祭的日期。”眾人的議論各不相同。參酌審議後認為：“應該依據《經》書的記載，遇到下雨就改用下旬的辛曰祭祀，不需要再次去卜求。如牲畜已殺，準備陳祭之後正遇著下雨，就可讓主事官員去舉行祭祀。”皇帝下韶令表示同意。
太常丞硃膺之議：“案《周禮》，大宗伯使掌典禮，以事神為上，職總祭祀，而昊天為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尋袁山鬆《漢·百官誌》雲：‘郊祀之事，太尉掌亞獻，光祿掌三獻。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掌讚天子。’無掌獻事。如儀誌，漢亞獻之事，專由上司，不由秩宗貴官也。今宗廟太尉亞獻，光祿三獻，則漢儀也。又賀循製太尉由東南道升壇，明此官必預郊祭。古禮雖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亞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禮重，宜同宗廟。且太常既掌讚天子，事不容兼。又尋灌事，《禮記》曰：‘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闋然後迎牲。’則殷人後灌也。‘周人先求諸陰’，‘灌用鬯，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則周人先灌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祠。案《周禮》天官：‘凡祭祀讚王祼將之事。’鄭注雲：‘祼者，灌也。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未始有灌，於禮未詳。淵儒注義，炳然明審。謂今之有灌，相承為失，則宜無灌。”通關八座丞郎博士，並同膺之議。尚書令建平王宏重參議，謂膺之議為允。詔可。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曰，皇帝下詔令說：“我接受天命時，連續遭遇了很多艱難，戰車急速地出動，要謀劃的事務很多，裏祭蒼天的事雖然準備好了，可我沒能親自去舉行祭禮。現在全國已經安定，各種祭祀都巳舉行，應該遵循以前的典製，舉行郊祀拜謁上帝。”主事官員查考之後上奏說，這事沒有先例。黃門侍郎徐爰議論說：“盧舜的時候稱為類祭上帝，殷商的時候稱為昭告上帝。都是因為創業成功，德操和業績隆盛而弘遠，開創國統奠定皇家基業，一定要享祭上帝。從漢朝、曹魏以來，都遵循這一典製。高祖武皇帝征伐偽楚，置玄童還在j堰，便在京師建郊祀壇台，祭上帝告成功。我以為泰始年間應了天帝的符瑞，皇帝神武明斷，王者耀武出征，戰事經過了一段時間，雖然奉祀神靈做得周到，但皇上還沒有親自祭祀拜謁天帝。我認真查考晉武帝時郊祀是在二月，晉元帝時裏祀祭天是在三月。有特殊的慶祝，一定有特別的典禮，不可拘泥於平常的祭祀，把祭祀限定在正月上旬辛日舉行。我認為造事應交付史宮，讓他們認真選擇十一月的吉日，皇帝親自舉行郊祭，祭祀拜謁蒼天上帝，以高祖武皇帝配祭。其餘配亨的，不列入本次的祭祀。”尚書令建安王劉休仁等讚司叁羞的議論。經過參酌審議都認為允當。皇帝下詔令表示同意。
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魏世值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晉時既出遇雨，顧和亦雲宜更告。徐禪雲：‘晉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己，或用庚。’使禮官議正並詳。若得遷日，應更告廟與不？”博士王燮之議稱：“遇雨遷郊，則先代成議。《禮》傳所記，辛日有征。《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齋戒自新也。’又《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注曰：‘元日，謂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載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醜，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氏或丙、或己、或庚，並有別議。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禪，斯則不得用辛也。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始並圓丘方澤二至之祀合於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於圓丘。是猶用圓丘之禮，非專祈穀之祭，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饗，既行夏時，雖得遷卻，謂宜猶必用辛也。徐禪所據，或為未宜。又案《郊特牲》曰：‘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鄭玄注曰：‘受命，謂告退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為告日。今日雖有遷，而郊祀不異，愚謂不宜重告。”
泰始六年正月乙亥曰，皇帝下詔令說：“按照古代的禮製，帝王每年都舉行郊祀享祭，以及舉行明堂的祭祀。從晉朝以來，每隔一年舉行一次郊祀，明堂的祭祀在同一天舉行。因為質樸與華飾詳略不同，稀疏和細密有區別。從今以後每隔兩年舉行一次郊祀，每隔一年舉行一次明堂的祭祀。下麵可作詳細商議。”主事官員上奏說：“前兼曹郎虞願議論說：‘郊祀和明堂的宗廟祭祀，都是主祭天神，而在同一天繁複地獻祭，按情理說是輕慢。皇帝的詔令是讓圓丘祭祀向天神報告成功，三年舉行一次享祭。明堂配祭先帝，每隔一年獻祭一次。斟酌情況選定吉曰，實在切合祭祀盛典。’通過谘詢參酌審議一致同意虞願的議論。曹郎王延秀重加議論說：‘改革的事宜，就像皇帝詔令所說的那樣。前時虞願的議論，實在祇是述說皇帝的詔令而已，未曾顯示後來的事例。我認真查考，最初的郊祀是每隔兩年舉行一次，明堂祭祀每隔一年舉行一次，第二次郊祀與第三次明堂祭祀，便回複到同一年舉行。虞願說從開始舉行郊祀和明堂祭祀之後，應該各隔兩年舉行一次祭祀。以此推論，那麼郊祀和明堂祭祀總是在不同年歲舉行。，通報給朝廷重臣之後，他們都同意王延秀的議論。”後廢帝王巡二年十月丁巳曰，主事官員奏請把郊祀和明堂祭祀，回複到同一天舉行，每隔一年舉行一次。
曹郎硃膺之議：“案先儒論郊，其議不一。《周禮》有冬至日圓丘之祭。《月令》孟春有祈穀於上帝。鄭氏說，圓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嚳配，所謂禘也。祈穀祀五精之帝，以後稷配，所謂郊也。二祭異時，其神不同。諸儒雲，圓丘之祭，以後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體言之，謂之圓丘。名雖有二，其實一祭。晉武舍鄭而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無常辛。然則晉代中原不用辛日郊，如徐禪議也。江左以來，皆用正月，當以傳雲三王之郊，各以其正，晉不改正朔，行夏之時，故因以首歲，不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禮，‘過時不舉’。今在孟春，郊時未過，值雨遷日，於禮無違。既已告日，而以事不從，禋祀重敬，謂宜更告。高堂隆雲：‘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為北郊可不以辛也。”尚書何偃議：“鄭玄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啟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眾家異議，或雲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辯，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必同。晉郊庚己，參差未見前征。愚謂宜從晉遷郊依禮用辛。燮之所受命作龜，知告不在日，學之密也。”右丞徐爰議以為：“郊祀用辛，有礙遷日，禮官祠曹，考詳已備。何偃據禮，不應重告，愚情所同。尋告郊克辰，於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齋，養牲在滌，無緣三月。謂毛血告泬之後，雖有事礙，便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眾議不同。參議：“宜依《經》，遇雨遷用後辛，不重告。若殺牲薦血之後值雨，則有司行事。”詔可。
漢文帝時初次在遭壢祭祀地神，以晝擔配祭，漢武壺時在噬祭祀後土社神，也以高祖配祭。齟以太祖配祭天神和地神，那麼就沒有以已故先帝皇後配祭地神了。王莽出任丞相時，引據《周禮》的記載，享祭已故先帝皇後為北郊的配祭。夏至曰祭後土之神，以高祖呂後配祭．就是從這時開始的。光武皇帝建武年間，不舉行北郊的祭祀，因此已故皇後及土地之神，經常是在天壇祭祀時配享，山的一切望祭也都在祭壇的區域之內舉行，共有一千五百一十四神。建毖史五元年，立北郊祭祀，派遣司空馮魴祭高擔廟，以蓮晝代替旦後配祭地神。塞置初，沒有設立北郊祭壇，各土地神衹，都在郊祭天帝時一起祭祀。晉成帝時設天地二郊的祭祀，南郊祭天有六卜神，即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鬥、三台、司命、軒轅、後土、太一、天一、太微、鉤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等六十二神。北郊祭地有四十四神，即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斃無間山、蔣山、鬆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等共四十四神。江南各小山之神，是柬晉所立，就好像漢朝時西京關中各小河，都有祭祀等級。南北二郊所祭祀之神，官家都有記載。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人上奏說：“我聽說崇獎有功德的人及舉行隆重的祭祀，是曆代帝王善美的典製；效法天人，從古代至今都是一致的。雖然在不同時期會有因循有變革，在不同的時代或重視質樸或提倡文飾，而其本意是在致力於教化，其道理都是一樣的。想到已故高祖武皇帝和協神靈，秉受天命，弘揚每都謀事安邦的勤奮精神，樹立了民眾所崇仰的最高品德，皇帝以美好的德操教導人民，領上廣大直達八方邊遠地區，和順之氣涵養天下四方，聖德教化暢達遠方：陛下以聖哲繼承帝業，以道義感通四海。祭祀的禮儀已廢止了很久，想光大國家宏大的功業，享祭皇帝陛下已放的雙親，現在實在應該舉行祭祀的禮儀。高祖武皇帝應該在南郊祭天帝時配享，至於北郊祭地神時的配祭，雖然禮書裹沒有明文記載，但是前代舊的典章，常常被遵循施行，魏、晉兩朝原有的典製，便可以作為前代留下的準則．我們認為武敬皇後應該在北郊祭祀時配祭。為了表達追念先人孝順先人的情懷，使崇高的敬意傳之久遠，以答謝及讚揚天地，以協和陰陽。明年的正月，將在南郊和北郊祭祀天地，應該曉諭朝廷內外，認真遵循舊的典製。”皇帝下詔令表示同意。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詔曰：“朕載新寶命，仍離多難，戎車遄駕，經略務殷，禋告雖備，弗獲親禮。今九服既康，百祀鹹秩，宜聿遵前典，郊謁上帝。”有司奏檢，未有先準。黃門侍郎徐爰議：“虞稱肆類，殷述昭告。蓋以創世成功，德盛業遠，開統肇基，必享上帝。漢、魏以來，聿遵斯典。高祖武皇帝克伐偽楚，晉安帝尚在江陵，即於京師告義功於郊兆。伏惟泰始應符，神武英斷，王赫出討，戎戒淹時，雖司奉弗虧，親謁尚闕。謹尋晉武郊以二月，晉元禋以三月。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愚謂宜下史官，考擇十一月嘉吉，車駕親郊，奉謁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饗。其餘祔食，不關今祭。”尚書令建安王休仁等同爰議。參議為允，詔可。
晉武帝太康二年冬季，主事官員上奏說：“主塵三年止月立春曰舉行祭祀，當時天氣還很寒冷，可讓主事官員主持祭祀．”皇帝下詔令說：“郊祀是重要的典禮，一段時間以來因國家多事，到臨舉行郊祀時因事情有妨礙而廢止了，所以往往是依從了主事官員的奏請而停祀。從今以後因邊境戰事減少，衹有這祭祀的典禮為最重要，親自奉祭天地，這本來就是固定的製度。”
泰始六年正月乙亥，詔曰：“古禮王者每歲郊享，爰及明堂。自晉以來，間年一郊，明堂同日。質文詳略，疏數有分。自今可間二年一郊，間歲一明堂。外可詳議。”有司奏：“前兼曹郎虞願議：‘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薦，於義為黷。明詔使圓丘報功，三載一享。明堂配帝，間歲昭薦。詳辰酌衷，實允懋典。’緣諮參議並同。曹郎王延秀重議：‘改革之宜，實如聖旨。前虞願議，蓋是仰述而已，未顯後例。謹尋自初郊間二載，明堂間一年，第二郊與第三明堂，還複同歲。願謂自始郊明堂以後，宜各間二年。以斯相推，長得異歲。’通關八座，同延秀議。”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有司奏郊祀明堂，還複同日，間年一修。
成帝時在南郊舉行祭祀，遇上下雨。侍中顧和啟奏說：“應該返回宮廷。再選擇日子舉行祭祀。”皇帝下詔令表示同意。漢明帝根據《禮記。月令》有五郊迎接節氣和定服色的禮儀，因而采用元始年間的舊製，在洛陽建立五郊祭祀的壇台，祭祀各方天帝和神靈，車服都依照各方位的顏色。魏、晉兩朝都遵循這種製度。束晉以來，沒有時間顧及修建五郊祭祀壇台。
漢文帝初祭地祇於渭陽，以高帝配；武帝立後土社祠於汾陰，亦以高帝配。漢氏以太祖兼配天地，則未以後配地也。王莽作相，引《周禮》享先妣為配北郊。夏至祭後土，以高後配，自此始也。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後地之祇，常配食天壇，山川群望皆在營內，凡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馮魴告高廟，以薄後代呂後配地。江左初，未立北壇，地祇眾神，共在天郊也。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四月庚子日，皇帝下詔令說：“古代周朝有文德，大祭明堂；漢朝業績隆盛，敬祭汶水上所建的明堂。因為主持祭祀的沒有越分過度，端正了節令，大名卓著，救世而揚名。我已故的父王太祖文皇帝功德光耀蒼天，威靈昭示俗民，在國內能端莊恭敬地接待四方諸侯，以仁德救助百姓，對外能影響到八方邊遠的地區，威勢能震動各方異風殊俗的人民，在南方能擊碎強越君長的頭顱，在西方能使強大的戎族君長腦碎髓流。創製禮儀振興農耕的本業，陳樂器奏樂曲使四季順適。補正典籍序傳，在無題之外作申述；表彰並聘用賢明之臣，讓深厚完美的道德廣為垂範。訓導勉勵獎勸農桑，政風清明不用刑罰。萬物通和，百神降福，行事上協皇天軌範，下能順隨地神的德澤。因此精誠貫通上天神沾，行事而生瑞兆，諸侯循道守義，河海恬靜平和。我仰賴先王的大業，登上帝位統治百姓，皇天上帝賜下福佑，到現在已有十二年了我冀望宣揚先帝的美德，使它傳播到永遠。群臣百官可詳細稽考周朝的典製，開始興建明堂，以便在宗廟裹祭祀先帝神靈，使之配祭皇天上帝，誠敬的心得以抒發，陰陽百神都能各得其所。我永遠懷念先帝，感激仰慕先人我悲傷心碎。”主事官貝上奏說：“我們查考有關明堂辟雍的事，在製度上沒有明確的定論，營造也不一致，傳說也很乖妄。著名的儒士和博通的學者，各舉所見，有的認為明堂與辟雍名稱不同而其實質相同，有的以為名稱和實質都是各不相同。從漢朝直至晉朝，沒有人能考辨明白。周代的書裹說，清廟、明堂、路寢的體製相同。鄭玄注《禮書》，它的本義就是在這周代書裏產生的。而儒士們又說明堂在國都的南麵，屬南方陽氣之地，在國都三裏之內。至於明堂的堂屋及側室、門戶、窗戶的開向等，因世代遙遠而記載湮滅，難得全麵詳盡考明。晉朝的侍中裴頓，是長安一帶的博學之士，他詳盡地查考了前代的記載，也沒能確定。他認為尊崇先祖以配祭天帝，它的意義昭著，明堂廟宇的體製，理論根據不夠分明，徑直可建為殿堂，以尊崇天帝及先祖先帝的祭祀。其餘不重要的祭祀，一概都可廢止。參酌考證鄭玄所作的注，沒有什麼憑據；裴頒的奏議，我認為可信。在國學地址的南麵，實在是南方屬陽的土地，平暢幹燥，可以營建。所建造牆屋的規範，應該依照太廟的體製，衹建十二間，以對應一周年十二個月的數字。按照漢朝在汶水上所建明堂的圖式，設置五帝神位，以太祖文皇帝配享。祭祀皇天上帝，雖有簡省，但到三年大祭時，按理不可有差別。從郊祭至宮廟祭祀，也應該在同一天之內舉行。《禮記》記載郊祭奉獻一頭牛，《詩經》裹說明堂祭祀享獻牛和羊，沐浴齋戒選擇祭祀的吉日的這些程序雖然相同，但質樸與繁飾卻顯然有所不同。況且郊祭有燎柴祭天的儀式，而明堂祭祀卻沒有燎柴祭天的事，那麼鼎俎彝簋等禮器的配置，一概都應依照宗廟祭祀的禮儀而定。布告群臣百官，準備建築材料挑選工人，暫時設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以商量物資使用及營建工程等事宜，在今年秋季一定要按期建成。”於是依照盞遜的議論，衹建造大殿屋宇並加雕畫裝飾而已，沒有采用古代三十六個門戶七十二個窗戶的體式。左型六年正月，南郊祭祀完畢返回後，世擔親自奉祭明堂，祭祀五時天帝，以文皇帝配祭，這是采用了鄭玄的議論。官府有其記錄。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曰，主事官員上奏說：“南郊祭祀用三頭牛。四季祭祀宗廟六室用兩頭牛。明堂開始建成，祭祀五帝，以太祖文皇帝配祭，不知道祭祀時要用幾頭牛?”太學博士動屋興之議論說：“據塑玄注《禮記．大傳》說：‘《孝經》裹記載郊祭丘邏以配祭天帝，是配祭璽盛在明堂舉行宗廟祭祀祭塞王，以配祭上帝，是配祭五帝。，五帝主管五方，方位不同功能一致，所奉用的犧牲，按理不得有所減少。太祖文皇帝親統天地，那麼他的德澤兼有天覆和地載；撫養眾生，那麼它的教化能協和春、夏、秋、冬四時節氣。祖和宗的稱呼，不足以彰顯先人無限的美德；鍾磬金石演奏的樂曲，不能播揚先人功勳業績的盛大。因此修建明堂，帝王寬廣的心懷可以顯彰於天際；廣泛地在宗廟配祭，是前代儒士們把握禮製本義的體現。以我淺薄的見解，認為應該用六頭牛。”博士虞穌議論說：“祭祀天帝的名稱雖然有五個，而所產生的實效經常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