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乃聖垂範，以為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為國為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若乃太一初分，燧人鑽火，誌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右，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頊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問太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尤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跡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後，道噎不行。
人類包含著天地陰陽之間的靈氣，有著悲哀歡樂喜悅憤怒的情感。聖人傳下典範，作為人民的準則。節製他們的驕淫，來防止他們暴亂；崇拜天地，虔心敬奉鬼神，排列尊卑位序，定下夫婦道義，然後對國家對家族，就能夠治理好了。《傳》說：“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至於從開天辟地以來，燧人氏鑽木取火，誌向重在謙恭儉樸，情懷不在乎玉帛財物，而是在春天的溪澗岸邊酌飲清流，在秋天的森林附近放火驅趕封豕，也沒有什麼不完美的地方。軒轅顓頊依從神靈，唐堯虞舜查考古製，傳到興隆的周朝，典章製度大為完備。既留下了設置百官的榜樣，製定了不可更改的法規；又有關於禮的規章三百條，各種儀式三千種，都是用來弘揚傳布上天的意旨，調整規範人類的行為。周代末期世風澆薄訛變，王道衰微，事情違背了美好國家的傳統，禮儀中連治家之道也已喪失。趟簡子向太叔詢問揖讓周旋的禮節，回答說：“那祇能叫做儀式而不是真正的禮。”天經地義的道理，從此更加無人理會。哀公十一年，孔子從衛國回到魯國，探究三代的典範，傳寫百王的教訓，當時沒有明君，他的主張無法施行。
若夫情尚分流，堤防之仁是棄；澆訛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期之喪，中興為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永平之日，疏璧流而延冠帶，啟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於斯為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禮樂恆委，浮華相尚，而郊禋之製，綱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各以舊文增損當世，豈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世屬雕牆，時逢秕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冊，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為圓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搢紳為之綱紀，其孰能興於此者哉！
如果任情發展，則仁必然被拋到一邊；如果聽任異端作怪，則儒學之風可能被排斥在外。因此漢文帝廢除了兩年的喪製，光武帝將郊祀並成一次進行。這種迎合時俗的做法，是不值得肯定的可是西漢元鼎年間，束漢永平時代，推行教化尊重士紳，倡導儒學任用儒生，兩漠時代的興盛，在造時期最為美好。到後來山中小魚成了廟堂的供品，沼澤的野豬也一反常規，禮樂製度長期被棄，世風崇尚浮華，不過祭祀的禮儀，大體上還保存著。曹魏時期，典章製度很好。王盛、高堂隆等人，博學通曉前人的記載，像三千條的《周禮》，十七篇的儀禮等學問，分別根據舊有的文獻整理後行於當世，這豈不是常稱道的幫助國君遵循堯舜的原則嗎。人們希望天下大治，可當時趕上的卻不是善政，周代傳下的典章，行用太多就違反了當時的習俗，但是殘留下來的篇章典冊裹還是有可供參考的東西的。景初元年，在洛陽南邊的委粟山營造圓丘，祭祀的那天用始祖帝舜配饗，玉製的祭器中盛著鮮魚，陶製的容器中裝著清水，不是士大夫們為他策劃，那麼誰能夠做到這些事呢!
宣景戎旅，未遑伊製。太康平吳，九州共一，禮經鹹至，樂器同歸，於是齊魯諸生，各攜緗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亂，意先儀範。其吉禮也，則三茅不翦，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冠，降席撤膳。明乎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興，事多權道，遺文舊典，不斷如發。是以常侍戴邈詣闕上疏雲：“方今天地更始，萬物權輿，蕩近世之流弊，創千齡之英範。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後，王猷漸替，桓溫居揆，政由己出，而有司或曜斯文，增暉執事，主威長謝，臣道專行。《記》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豈斯之謂歟！
宣帝景帝戎馬征戰，沒來得及製定造方麵的製度。立塵年間平定呈璽，九州統一，禮儀典籍都集中了，樂器祭器歸屬一處，於是齊魯一帶的儒生們各自攜帶著書籍來投奔。武皇帝也因為平定寇盜禍亂，想要提倡禮儀規範。那時的祭祀吉禮中，使用的三脊菁茅不加修剪，在日觀峰祭天不用大的镟玉；那時的喪葬凶禮中，穿深衣戴布冠，撤宴減膳。宣揚了一謙三益的道理，教化就推行開來了。元帝中興晉朝時，事務有很多要權宜處置，從前的典章製度，幾乎消亡。因此常侍戴邈上朝呈遞表章說：“當今天地更新，萬物開始興盛，掃蕩近代的流弊，創立千年的表率。因此崇尚忠義的節操，成就文教的風俗；整理好彈琴的儀容，就能引出和諧的共鳴。”他是要用這些來倡導禮儀文明，鼓勵皇帝以身作則的。以後，王道衰落，裏過掌權，政令由他自己發出，而有關官員玷汙斯文，粉飾權臣，皇帝威風掃地，大臣為所欲為。《記》說：“如果沒有名位，就不可能推行禮樂。”難道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嗎置開始有苞塑、塹迚製定出國家典章，墓置時期有苞盜、王協修訂朝廷禮儀。《周官》中的五種禮，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其中吉禮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祭祀，所以《洪範》中的八政，第三位的叫做祀。祀，就是用來表達孝心事奉祖先，和神明溝通的方式。漢朝建立，在秦摧殘儒學之後，製度上有很多方麵還沒有能夠恢複古代的樣子。曆經東京、西京四百多年，故有不少改變。魏室接著漢末的大亂，舊的典章被破壞幹淨，下令侍中王粲、尚書衛覬起草擬定朝廷禮儀。到晉國建立，文帝又命令荀頡接著魏代做過的事，撰修新的禮儀製度，參考當時情況和古代遣製，更改其中的章節條文，羊枯、任愷、庾峻、應貞共同審定，成為一百六十五篇，奏獻給皇上。太康初年，尚書仆射朱整上奏請求交付尚書郎摯虞推敲。摯虞就其當改之處上奏章說：臣整理已故太尉荀頻所修撰的《五禮》，臣認為開創帝業而傳諸後世，是帝王的美事；使禮儀興隆來引導教化，是治理邦國的大事。因此臣以前上表陳述禮儀方麵事宜而被延滯，請盡速施行。又認為《喪服》部分疑缺的最多，應當補充並確定。又認為現在的禮製篇幅太多，應當歸類合並。奏章很久沒有得到批示，因而害怕受到忽視。凡是冠婚祭會一類的吉禮，有關的製度變化很少；至於《喪服》，生活中很常用，但特別容易喪失要旨。所以子張懷疑高宗居喪三年而不說話的事，子思不允許他的兒子為已被休棄的生母服喪，子遊認為異父兄弟之間服大功，可是子夏認為應該服齊衰，到孔子去世後門人就不明白如何服喪了。這些人都是聰明通達研習禮製，上讀周朝典章，下從師仲尼，浸潤在聖人訓誡中，講習鑽研了很多年，可是遇到喪事，仍然還是這樣，這說明喪禮容易糊塗，不能不仔細對待。何況從那以後，典章被焚毀散失，離聖人更遠，喪製中的錯謬，就是很自然的了。因此《喪服》一卷，卷帙不足一握，可是爭論解說紛然繁多。三年的喪期，鄭玄說二十七個月，王肅說二十五個月。改葬後的喪服，鄭玄說穿三個月鰓服，王肅說葬事一結束就不穿了。改嫁了的繼母去世後，鄭玄說應該服喪，王肅說跟著繼母寄居別人家中得到養育後才為她服喪。對於不滿八歲而夭折的孩子，鄭玄說孩子生下後滿了一個月就哭他一天，王盧說把哭的日敷改成服喪一個月。像這樣的情況很多。《喪服》的本文很簡略，必須有注解才能弄明白它的內容；後人的解釋欠詳，世人說是子夏作的。鄭玄王肅以《經》和《傳》為本，卻各有異同，天下人都弄不清楚，沒有誰明白哪個正確。然而荀題衹寫下古代的《經》文而已，完全刪除了王夏的《傳》和前代大儒的注解，那樣做是不可能施行的。到了應用到具體事情上時，自然還要出現不同的解釋，一個那樣說一個這樣說，不能用它來確定製度。臣認為現在應當參考《禮記》，適當選取《傳》的說法，彌補它的不足，統一其中不同的地方。可以依照王星堡所撰寫的《喪服變除》，使事類條例明白無誤，以此根除疑問爭端，然後使製度沒有兩種形式，全都根據同樣的規定。另外遣部禮規要在天下頒行，所以不應該太繁瑣。苞題定為一百六十五篇，每篇為一卷，共十五萬多字，臣仍然認為卷數多文辭繁，大部分都是重複的。試看《尚書．堯典》祭祀山川的禮，祇對東嶽詳細列出了犧牲和幣物的數目，陳說了應用的儀式，其餘的就祇是說“如初”。《周禮》中記載祭祀天地五帝和供享先王的禮，對事情相同的都衹說“也和它一樣”，文辭簡約而意思明了。如今禮儀情況相同而名稱不同的，就另立成篇，卷帙繁多而不明白。都應該省略文辭溝通事類，根據情況合並它們，事情不同，就列出它們的不同處。像這樣的話，減去的有三分之一。
晉始則有荀顗、鄭衝裁成國典，江左則有荀崧、刁協損益朝儀。《周官》五禮，吉凶軍賓嘉，而吉禮之大，莫過祭祀，故《洪範》八政，三日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於神明者也。漢興，承秦滅學之後，製度多未能複古。曆東、西京四百餘年，故往往改變。魏氏承漢末大亂，舊章殄滅，命侍中王粲、尚書衛顗草創朝儀。及晉國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為新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尚書仆射硃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損增曰：
墊虞將新的禮規推敲完畢後，在元康元年呈上。他提出的衹有明堂五帝、二社六宗以及吉凶王公方麵的製度，共十五篇。有詔令下來批準了他的提議。後來墊廛和壇盛接著從事這件工作，最終沒有告成。中原陷落了，摯虞的《決疑注》，就成了那時的遣事。到了東晉時期，仆射刁協、太常苞盛補充整理舊時文獻，光祿大夫蔡謨又接著做過這方麵的工作。
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五禮》，臣以為夫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以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嘿。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來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帝來配享上天。在當時，兩漢郊裏的製度都留存著，魏對它進行的增損情況很清楚。四年八月，天子到東部巡梘，路過繁昌，派執金吾臧霸代行太尉的事，用公牛祭受禪壇。景初元年十月乙卯，開始在洛陽南麵的委粟山營造圓丘。韶令說：“西漢初年，正值秦朝焚書坑儒之後，收集殘存的文獻，以供祭天祀地之用。從甘泉的後土，到雍的五峙，神祇的祭壇和方位，很多都不常見，都因為設置和廢除沒有常規，一時那樣一時這樣，四百多年，沒有了梢祭的禮儀，古時候曆代都有的事，竟然有了缺漏。直壓的世係，是從查廛壓傳下來的。現在祭禮圓丘用始祖帝舜配享，稱號圓丘為皇皇帝天。在方丘祭祀的叫皇皇後地，用舜的妃子伊氏配享。在天郊祭祀的叫皇天之神，用太祖武皇帝配享。在地郊祭祀的叫皇地之祇，用武宣皇後配享。在明堂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用來配享上天。”十二月壬子冬至日，首次在圓丘祭祀皇皇帝天，用始祖直處帝愛配享。從正盤以後，直到魏世結束都不再有郊祀。
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製少變；至於《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遊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沒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尤尚若此，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也。況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製詭謬，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雲二十七月，王雲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雲服緦三月，王雲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雲皆服，王雲從乎繼寄育乃為之服。無服之殤，鄭雲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雲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眾。《喪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乃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顗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頒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製也。臣以為今宜參采《禮記》，略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製無二門，鹹同所由。
魏元帝鹹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節侍中太保壑迚、兼太尉司隸校尉奎台捧著皇帝的玉璽和策書，禪位給晉。丙寅，武皇帝在南郊設立壇場，燒柴祭天向上天報告，當時還沒有用祖先配享。泰始二年正月，韶令說：“有司以前奏議郊祀時權且應用魏的禮儀，朕想到重新製定很難，便把它作為定製執行，以至於議論紛紜，沒有及時確定，不能夠按時供饗神衹，用祖考配享。時間流逝就難以追上，減少了對神靈祖先的供饗就難以心安，還是馬上郊祀。”當時群臣又討論，五帝就是天，王氣因時而異，所以稱號不一樣，其實是同一個神。在明堂宗祀和在南郊祭天，應當除去五帝的神位，五郊時改掉關於五方之星的五精的稱號，都共同稱為昊天上帝、各設一個神位就可以了。地郊時又除去用先後配祀的做法。帝一概同意了。二月丁醜，郊祀宣皇帝用以配享天，在明堂宗祀文皇帝用以配享上帝。這一年的十一月，有司又奏上一個提議，說古時候營造丘和進行郊祀是一致的，應該在南郊北郊都營造圓丘和方丘，另外修建壇場，將夏至冬至時的祭祀合並到二郊去。帝又同意了，完全和宣帝采用王盧的提議一樣。這個月的庚寅日是冬至，帝親自在南郊祭天。從此以後，圓丘和方澤不再分別設置。
又此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顗為百六十五篇，篇為一卷，合十五餘萬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案《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為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一。
太康三年正月，帝親自在郊祭祀，皇太子、皇子們全都侍從祭祀。十年十月，又下詔說“《孝經》說‘郊祀時用後稷來配享上天，宗祀時在明堂用塞王來配享上天’。可是《周官》說‘祀天時位列上帝，，又說‘祀地時位列四方山川。山川不等於地，那麼明堂上帝就不能是等於天的。以往眾人提議去除明堂中的五帝神位，根據禮儀文獻考察是不正確的。況且《詩序》說‘塞王亙逗的功業，是從後墨開始的，，因此推出他來配享上天。宣帝憑神武創業，已經配享上天了，又用先帝來配享上天，從道理上來說是不合適的。還是恢複明堂和南郊的五帝的神位。”墮童在旦塞建都，還沒來得及建立郊廟就敗亡了。
虞討論新禮訖，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製度，凡十五篇。有詔可其議。後虞與傅鹹纘續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也。逮於江左，仆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修其事雲。
五童渡遼以後，主興二年才開始商議設立郊祀儀規。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提議，應當等回到首都盜晝之後再設置。司徒苞塑根據選麩查一遷都盡量就設立郊祀，認為自然應當在當地施行奉祀。驃騎將軍王導、仆射荀崧、太常華垣、中書侍郎厘壺都同意莖組的提議，於是這件事情就施行了，在巳地設立南郊。當時的製度都是太常賀遁製定的，大部分依照墜和晉初的儀規。二月辛卯，帝親自郊祀，饗配方麵的禮規一概依從以前亙豎童首次郊祀的情況。當時還沒有設立北壇，地衹等神明都和天神放在一起。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於是時，二漢郊禋之製具存，魏所損益可知。四年八月，天子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後土，雍宮五畤，神祗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係，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後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後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於圜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複郊祀。
三年七月，才下詔設立北郊，還沒來得及建立而明帝就去世了。到成帝鹹和八年正月，追念前代的旨意，在覆舟山南邊設立了它。祭天時有五帝和其他的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鬥、三台、司命、軒轅、後土、太一、天一、太微、句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共是六十二位神。祭地時有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人帝、五人帝的佐臣、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題山、藍山、查巡、盒登山、錢盧遼、先農，共是四十四位神。江南各座小山的神位，都是束晉時期設立的，正像漢代西京時期關中的小河流都有祭祀的位次一樣。這個月辛未，在北郊祭祀，開始用宣穆張皇後配享，這是魏時就有的先例，不是晉的舊製。
魏元帝鹹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節侍中太保鄭衝、兼太尉司隸校尉李憙奉皇帝璽綬策書，禪位於晉。丙寅，武皇帝設壇場於南郊，柴燎告類於上帝，是時尚未有祖配。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令便為永製，眾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祗，配以祖考。日夕難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群臣又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後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醜，郊禮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並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打算在北郊祭祀，有表示疑惑的議論。太常顧和上表說：“泰始年間，將冬夏二至的祭禮合並到天地二祀的郊祀中去。北郊的時間，古代沒有明文規定傳下來，有的在夏至，有的在陽氣複歸的冬至。漢光武正月辛未，開始行北郊禮，逭就和南郊禮同在一個月。到中興後，各種製度都從簡，將七種郊祀禮合並在一處進行，憲章規製還沒有完全製定出來，權且應用這樣的禮儀，也是隨時合宜的事。到鹹和年問，議定另外設立北郊，同在正月進行。魏繼承{繼的製度，在正月祭天而用地配享。當時高堂建等人認為按照禮規祭天時不用地配享，並稱道《周禮》中三王的郊祀一概用的是夏曆。”於是采納題塑的提議。當月辛未進行南郊禮，辛巳進行北郊禮，皇帝全都親自參與行祭。
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又詔曰：“《孝經》‘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雲‘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為天也。往者眾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後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複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複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湣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
三年，窒蜒討伐但寶，打跑了他。己卯，在南郊以大功祭告於天。這一年，帝落難到沒有返回。第二年應該進行郊祀禮，朝中意見認為應該依照《周禮》，由宗伯代行主祭，由三公執行祭事。衹有尚書左丞王納之說：“既然要祭天，自然是天子南麵而治的時候，有國君在那裹，稟承旨意去執行，有什麼可討論的。是否應該郊祀，哪裹能像今天這樣商議決定呀!”提議的人又說：“現在就應當郊祀，所以承奉以前的禮製而可以讓三公代行其事。”納之又說：“祭天為至尊之事，衹能由一人為之，所以不是天子不能祭祀。庶人以上的人，沒有不是衹行蒸祭嚐祭禮的。嫡子在外，就由庶子執行，還沒有不是親身接受丫上天的使命卻可以去祭天的人。”納之又說：“武皇接受禪讓，在二月郊祀；元帝中興，在三月郊祀。如今郊祀的時候還沒有過去，天天盼望皇帝回來，不要做那種提前的事，以致皇帝返回以後，再不能親自奉祭。”於是聽從了納之的意見。
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自宜於此修奉。驃騎王導、仆射荀崧、太常華恆、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已地。其製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祗眾神共在天郊。
郊祀廟祭時用的犧牲幣帛玉璧玉器的顏色，雖有明文規定，但是秦多用赤毛黑鬣的聊駒，漢卻衹說用牛犢，不管它的顏色。束晉時期南郊祀和北郊祀都用玄色牲口，明堂祭和廟祭社祭都用赤色犧牲。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鹹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鬥、三台、司命、軒轅、後土、太一、天一、太微、句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鬆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後配，此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禮規中有如果有事要告訴祖先應該在社廟祭告的條文，沒有在郊廟祭告的規章。漠代的儀典中說，天子去世後，讓太尉在南郊把給他的謐號祭告給上天和亡靈，其他的就沒有聽說了。魏文童董翅四年七月，帝將要去東方巡視，因為大軍要出發，派太常用一頭大公牛到南郊祭天。到塞童崩後，太尉鍾遜在南郊告謐於天，都是因為有大事而郊祀。東晉時期廢置了這些禮儀。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泰始中，合二至之禮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月。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七郊於一丘，憲章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鹹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為禮祭天不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已北郊，帝皆親奉。
禮的規定，春分時早晨在束邊祭太陽，秋分時黃昏在西邊祭月亮。漢武帝在泰時祭天，清晨從笪宣出門，朝東向太陽行揖禮，當天黃昏朝西向月亮行揖禮。利用郊祀的日子，並不到柬邊或西邊去行祭祀禮。以後就在清晨和黃昏進行經常性的拜禮。所以魏文帝的詔書說：“漢氏不在東郊拜祭太陽，而是早晨或黃昏在宮殿的前邊朝東或朝西拜祭太陽月亮，煩瑣粗俗像是普通人家做的事，不是事奉上天和神交往的正道。”黃初二年正月乙亥，在東門的外麵朝祭太陽，逭又違背了在二分的時候祭拜日月的禮規。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在東邊的郊外朝祭太陽，八月己醜，在西邊的郊外夕祭月亮，這才符合古禮。到了亙遜左塵二年，有司奏報說，春分時依照舊例皇帝要去朝祭太陽，因為氣候冷暖不合適，可以不必親自出城。詔書說：“禮儀應當持之以恒，如果像奏告的那樣做了，和已故太尉撰定的禮規不同，又成了沒有定製了。以前正逢國難還沒有平定，所以常常聽從你們的奏議，如今戰事已經結束，祇有這些事是最重要的。”根據這道韶書，皇帝又親自朝祭太陽。這一條後來給廢止了。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已卯，告義功於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為宜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辯也。郊之興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雲：“今宜郊，故是承製所得令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嚐，嫡子居外，介子執事，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納之又曰：“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望輿駕，無為欲速，而使皇輿旋反，更不得親奉也。”於是從納之議。
禮的規定，“郊祀後稷來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來配享上帝”。魏文帝即位後，用漢代的明堂禮儀卻沒有配享的。明帝太和元年，才在明堂宗祀文帝，齊王也實行這種禮儀。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騮駒，漢則但雲犢，未辯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明堂廟社同以赤牲。
晉朝初年用文帝配享，後來又用宣帝，不久又用文帝配享，其他方麵沒有什麼變革。這樣看來郊祀和明堂的禮儀中，在配享方麵，情況是不一致的。摯虞的意見認為：“漢魏的舊例，在明堂祭祀五帝的神靈。新禮的規定，五帝就是上帝，就是天帝。在明堂中去除五帝的神位，衹祭上帝。案仲尼說‘郊祀後稷來配享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來配享上帝，。《周禮》上規定，祀天時旅祭上帝，祀地時旅祭四望。望不等於地，那麼上帝不等於天，就完全可以清楚了。在郊外圓丘的祭祀，掃幹淨一塊地方就地設祭，貢奉的犧牲用的是蠶繭和栗子，器皿用的是陶器之類，事物返回到它開始的樣子，所以用遠祖配享。明堂的祭祀，陳列各種物品作為供品，玉器犧牲都獻上，篷豆祭器成行成列，禮儀方麵人間和鬼神沒有區別，所以用較近的祖輩配享。郊丘明堂祭壇神位，居然不一樣，犧牲牢畜祭品器物，粗劣和精細完全不同。而且用祖輩一同配享，不是說尊重莊嚴的美德，三天裹兩次祭祀，不是說不過分的道理。那不是一個神，也就很清楚了。以往在上古時期，活著是明王，去世後就和五行相配，所以太吳和木相配，神農和火相配，少吳和金相配，顓頊和水相配，黃帝和土相配。這五位帝王，是配享上天的神，一同在四郊祭祀，在明堂報祭。祀天的時候，穿大裘而戴冕，祀五帝的時候也像這樣。有人認為主宰五精的帝王，是輔佐上天化育萬物的。前代相傳下來，沒有人廢除它，晉的初期才聽從了不同的意見。《庚午韶書》規定，明堂祭祀和南郊祭祀時去除五帝的神位，衹祭祀天神，新的禮規采用了它。以前太史令韓楊上書提議，應該照舊例祭祀五帝。太康十年，韶令已經施行。應該製定新的禮規，在明堂和郊祀時祭祀五帝就和舊儀一樣。”韶令批準了他的意見。束晉時期，沒有顧得上施行。
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諡於南郊，他無聞焉。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諡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
漢的禮儀規定，太史每年呈上當年的年曆，在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之前常常要宣讀關於五時的政令，皇帝穿的服裝，分別依從五時的顏色。皇帝就坐，尚書令以下官員各就各位，尚書三公郎將令放在案上，捧著進去，在各自的席位上讀完後，賜給一卮酒。魏氏常常施行這種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官說：“現在衹看到讀春夏秋冬四時的政令，至於穿黃色服裝的時令，單單缺了沒有演，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認為“黃色在五行當中，是代表中央土的，在四季中各有十八天。土生於火，所以在火主事的末期穿黃色服裝，其他三個季節就不這麼做。有關的政令就隨著四季發布，不根據五行來發布，因此穿黃色服裝卻沒有政令”。這說明魏氏的時候不讀大暑令。
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畤，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明，又不在東西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於東門之外，又違禮二分之義。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祀朝日於東郊，八月己醜，祀夕月於西郊，始得古禮。及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請車駕祀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若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複為無定製也。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惟此為大。”案此詔，帝複為親祀朝日也。此後廢。
到置承受天命，也有那些製度。傅鹹說：“立秋這一天，白色的車輛在宮廷中閃耀，白色的旌旗在玉階前陳列。”那麼那一天的旌旗和車輛都是白色的了。成帝鹹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請讀秋季的政令。兼侍中散騎常侍荀奕、兼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反駁說：“尚書三公曹奏請讀秋季政令，儀式方麵的舊有典章中沒有這樣的規定。臣等人根據光祿大夫臣華恒的提議商議，武皇帝因為秋夏盛暑，常常空缺而不讀政令，在春冬季節就不取消這一活動。先王之所以隨著季節讀政令，是因為在天時到來時遵奉天時，是使服色正確並表示尊敬莊嚴的大事。如今服飾典章多半已不合舊禮，加上天氣炎熱異常，臣等認為可以按照華恒的提議，依從舊例不讀政令。”韶令批準了。六年三月，有司上奏說“本月十六立夏。如今正服逐漸完備，四季都讀政令，這是敬述天和使國家興隆的方法，因此提議現在應當讀夏季的政令”。奏議被批準了。
禮，“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魏文帝即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於明堂，齊王亦行其禮。
《禮》書上講孟春之月，“於是選擇吉日良辰，天子親自背著耒耜，把它們放置在副車的車夫旁邊，率領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到台毀滅學術，那些禮儀長時間被廢止。漢文帝以後，才實行這一典禮。魏的前三位皇帝，也都親自耕作藉田。
晉初以文帝配，後複以宣帝，尋複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摯虞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案仲尼稱‘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鬼，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詔從之。江左以後，未遑修建。
到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請在開始耕作時要祠祭先農神，可以讓有司執行這件事。詔令說：“國家的大事，在祭祀和農事方麵。因此古代的聖王，親耕藉田，用來作為郊祀廟祭時的供品，並且以自己的行動來教育感化天下的人。近代以來，耕種藉田祇限於下地走幾步，空有慕古之名，並無供奉祭祀鼓勵農耕之實，不過是興師動眾徒費錢財。如今遵循千畝藉田的周代製度，要和群公卿士們親自體會務農的艱難，來為天下人做表率。主辦的人詳細修定有關製度，去河南，在束郊的南麵，洛水的北麵找好田地。如果沒有官田，就根據情況調整更換，不許侵占百姓的田地。”於是皇帝乘坐木轄車去耕作，用太牢祭祀先農神。從惠帝以後，這些事就廢置了。
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禦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魏氏常行其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以為“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為令也，是以服黃無令。”斯則魏氏不讀大暑令也。
時期五童打算恢複耕種藉田的製度，尚書台下文書征詢“耕種藉田時皇帝是否應該親自祠祭先農神”?賀循回答說：“選的禮儀中沒有關於至尊應該親自祭祀的條文，但是《周禮》說王者祭祀四望時穿毳衣戴冕，祭祀社稷和五祀時戴有繡飾的禮帽，根據這點不能說沒有親祭的道理。應該增訂兩條禮儀規定。”賀循等人奏上的條文又不夠周詳得當，事情終於沒有施行。後來哀帝又想實行那種儀式，也沒有能夠如願。
及晉受命，亦有其製。傅鹹雲：“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庭，白旗陳於玉階。”然則其日旗路皆白也。成帝鹹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常侍荀奕、兼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駁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舊典未備。臣等參議光祿大夫臣華恆議，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加比熱隆赫，臣等謂可如恆議，依故事闕而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祗述天和隆殺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令。”奏可。
禮儀規定，縣邑一級的地方上通常在乙未這天祠祭先農神，並在乙方田地上耕作。在丙戌這天到戌方田地上祠祭風伯，在己醜這天到醜方田地上祠祭雨師，犧牲都用羊和豬。立春逭一天，都打著青色旗戴著青色頭巾到束郊外的田野中舉行迎春祭禮。迎春的人向他祭拜後回城，不敬獻祭品。其他三個季節不迎。
《禮》，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禦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至秦滅學，其禮久廢。漢文帝之後，始行斯典。魏之三祖，亦皆親耕藉田。
雖然天子行耕種藉田的禮，各藩鎮卻沒有遵行諸侯要耕種百畝藉田的禮。到武帝末期。有司上奏說：“古代諸侯耕種百畝藉田，親自執掌耒耜生產來供奉社稷宗廟，以此鼓勵倡導從事農業生產。現在各王治理自己的王國，應該依照古禮實行耕種藉田的製度。”但是最終沒有施行。
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藉，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以來，耕藉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修千畝之製，當與群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主者詳具其製，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使換，而不得侵人也。”於是乘輿禦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自惠帝之後，其事便廢。
《周禮》規定，王後帶領命婦們在北郊祭蠶。運的禮儀規定，皇後親自到束郊的苑中采桑，在蠶室祭蠶神，叫做苑菰婦人、寓氏公主。祠祭時用少牢做犧牲。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皇後在北郊祭蠶神，是依照周代的典章。
江左元帝將修耕藉，尚書符問“藉田至尊應躬祠先農不”？賀循答：“漢儀無，止有至尊應自祭之文。然則《周禮》王者祭四望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此不為無親祭之義也。宜立兩儀注。”賀循等所上儀注又未詳允，事竟不行。後哀帝複欲行其典，亦不能遂。
到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嬌上奏說：“先王的製度，天子諸侯親自耕種千畝藉田，皇後夫人親自從事養蠶采桑。如今陛下憑著聖明至仁，遵循先王的傳統，皇後體現資生大德，合於輔助乾綱的道義，然而坤道還沒有光大，蠶禮還有不足。因此認為應該依從古代的先例，實行逭一盛典。”詔令說：“以往天子親自耕種藉田，用來供奉神明，後夫人親自養蠶，用來準備祭祀時的禮服，是用這些行為來遵行孝敬，宣揚教化。現在藉田已有製度，可是蠶禮沒有施行，是由於宮內事務繁多，沒有顧得上施行。如今天下太平無事，應該遵行禮儀來昭示四海。將仔細依從古代的典章，加上近代的先例，來考慮現在的情況，明年施行。”於是在西郊行蠶禮，這是要和行藉田禮的方位相對。就讓侍中成粲草擬有關儀式的條文。先蠶壇高一丈，邊長二丈，向四方伸出台階，台階寬五尺，在皇後采桑壇東南方向的帷宮外門的外麵，而往東南距離帷宮十丈，在蠶室的西南，桑林在它的束麵。選擇列侯的妻子共六人擔任蠶母。蠶將要出生的時候，挑選吉，皇後戴十二笄步搖，按照漢魏先例，穿青衣，乘坐以油彩描繪的雲母安車，用六匹淺黑色馬駕車。女尚書戴著貂蟬佩璽陪著乘坐，車上裝著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和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歸、命婦都戴著步搖，穿青色衣裳，各自裝載著筐鉤隨從行蠶禮。采桑前兩天，蠶宮生的蠶放在薄上。采桑這一天，皇後還沒到，太祝令在天剛亮的時候用一太牢告祭，由一名謁者監祭。告祭完畢撤去供品，將剩餘下來的供品分發給隨從采桑和侍奉告祭的人。皇後到西郊登上先蠶壇，公主以下的人陪伴排列在壇的束側。皇後麵向束親自采桑，采三條桑枝的桑葉，妃嬪和公主們各采五條桑枝的桑葉，縣邑君以下的各采九條桑枝的桑葉，都將桑葉交給蠶母，回到蠶室。事情完畢，皇後回來坐下後，公主以下的人才就座，設宴席，按等級賞賜絹。
漢儀，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乃耕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已醜日祠雨師於醜地，牲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於東郊外野中。迎春至自野中出，則迎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前漢衹設置官社而沒有官稷，王莽設置官稷，後又撤銷了。所以漠到魏時期衹有太社有稷神，而官社沒有稷神，所以常常是兩個社神一個稷神。
魏氏雖天子耕藉，籓鎮闕諸侯百畝之禮。及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藉田百畝，躬執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臨國，宜依修耕藉之義。”然竟未施行。
晉初仍用魏製，沒有增減。到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將社稷壇和宗廟一起遷址。於是下詔說：“社神其實是一個神，現合並兩個社到一處祭祀。”於是車騎司馬傅鹹上表說：《祭法》對王社和太社，分別有相應的敘述。天子要恭敬地從事郊祀和廟祭，所以戴著帝冕而親自耕作。親自耕作的原因，就是表示重視祭祀的供品。親自耕作所以親自供奉，為自己立的社廟，是要耕種藉田來供奉的。國家以人為根本，人以糧食為命根子，所以又為百姓立社廟來祈禱供奉。情況不同供奉也不一樣，造就是為什麼有兩個社廟的原因。王景侯論議王社的時候，也說是春季祈禱藉田豐收，秋季將收成供奉給神明。論議太社時，卻說王者關心畿內，為百姓立社廟，稱為太社，不再在京城為自己立社廟。景侯的這種觀點是根據《祭法》提出的。條法》：“大夫以下的人到一定數量後就立社廟，叫做置社。”景侯解釋說：“就是現今的裏社。”景侯解釋《祭法》，是將置社作為人間的社了。可是在別的討論中又將太社作為人間的社，不明白他這是什麼意思。太社，是天子替百姓去祭祀，所以稱為天子社。《郊特牲》說：“天子在太社祭祀，必然會受到霜露風雨。”由於各種姓氏的人很多，王者就統一為他們立社廟，所以稱作太社。如果是置社，那數量是不一致的，大致是用裏的地名作為名稱，《左傳》中提到的在清丘的社結盟就是這種情況。普通民眾的社廟，既然已經不稱作“太”了，如果又不在京城立廟，那到什麼地方立呀!《祭法》又說，王為各姓立七祀，王為自己立七祀。說為自己，就是為自己去祭祀；為各姓，就是為各姓去祭祀。太社和七祀在記錄的行文上看正好是一樣的。解釋者對這一點沒了辦法，於是說墳典古籍當中是衹有五祀，沒有七祀的。我認為祭禮中，五祀是國家的大祀，七祀就是小祀。《周禮》上提到的祭禮中凡是小祀，就都是玄冕一類的冕服。景侯解釋大厲時說：“就像周時的杜伯，鬼魂如果有了歸宿，就不會成為厲鬼。”如今說沒有二社的人聲稱是景侯的主張，《祭法》不說沒有二社，卻說“是傳說而沒有有關的文字記載”。憑景侯的明達，尚且用比擬的方式來進行解釋，而有人想要憑口頭的意見廢除有明文規定的典章，像這樣就不僅是二社應當受到重視，景侯所作的解釋也是不能輕易廢除的。不久前接受到敕令，《尚書．召誥》就在新邑進行了社祭，衹用一套太牢作祭品，正是不進行二社的明證。考《郊特牲》說社稷祭祀用太牢，如果一定要援引一套太牢的記載來證明社祭中沒有二社之說，那麼稷祭中就沒有用犧牲了。解釋的人說，舉出社祭了那麼稷祭的情況就可以知道。如果可以舉出社祭來說明稷祭，為什麼不可以舉出一個祭禮來說明二社之禮呢?邦國的大事，就在祭祀和戎事上。如果有二社的祭禮卻廢除一個，不如多祭來保存它。何況保存它有依據，而廢除它沒有依據呢?《周禮》中記載封人執掌設立社祭壇四周的矮土牆，沒有提到稷。如今帝王的社廟中不設稷神，大概就根據這個記載。然而國家主祭社稷，所以經傳文獻中動不動就提到社稷。《周禮》中記載王祭祀社稷時就戴緒冕，這是王的社廟有稷神的明文。在封人執掌社壇的記載中沒有提到稷，解釋的人認為是省略行文，根據上文就可以推理出來。建議應當仍舊設立二社，而在帝社中增設稷神。
《周禮》，王後帥內外命婦享先蠶於北郊。漢儀，皇後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於北郊，依周典也。
當時成粲提出景侯論述遇太社不立在京都，想要推翻鄭氏的學說。傅鹹再次上表認為：“要按照成粲的說法，那麼景侯的解釋就會因此而被破壞。《大雅》說‘於是就設立塚土’，毛公解釋說，‘塚土，就是太社’。景侯解釋《詩經》，就采用了逭一說解。《禹貢》中(J睦土五色’一句，景侯解釋說，‘王者取用五種顏色的土做成太社，分封四方的諸侯時，分別用其方位顏色的土以示割土分封，。照這麼說，太社又是設在京都了。不知道所謂景侯的論述是從什麼地方找出來的，竟然和景侯的解釋乖離不合，上違反了經典記錄中的明文，下破壞了景侯的解釋。臣雖然頑劣不開竅，但是從小求學，不能沉默，謹再次上表。”劉塞和傅鹹的意見相同。詔令說：“社神本來是一個神，可是相沿成了兩位，眾人意見不同，沒有必要改變!還是依照舊例，完全和魏的製度一樣。”
及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製，天子諸侯親耕藉田千畝，後夫人躬蠶桑。今陛下以聖明至仁，修先王之緒，皇後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尚缺。以為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昔天子親藉，以供粢盛，後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藉田有製，而蠶禮不修，由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修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蠶於西郊，蓋與藉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後采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為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後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室生蠶著薄上。桑日，皇後未到，太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撤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後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後東麵躬桑，采三條，諸妃公主各采五條，縣鄉君以下各采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後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絹各有差。
後來摯虞上奏，認為：“臣案《祭法》說‘王為各姓立社叫做太社，王為自己立社叫做王社，。《周禮》講大司徒負責‘設立其社稷壇四周的矮土牆，，又說‘用血祭來祭社稷’，說的就是太社。又說‘封人掌管修建王之社壇’，又提到軍旅應當在社祭壇進行有關儀式，說的就是王社。在太社替百姓祈禱告知天神，這種祈禱報告有一定的時候，主持的人不能不遵行。所以凡是祓除災殃祭祀社神殺生祭軍鼓等，主持者都在這裹恭行其事。這些都是有二社的明文記載，前代王朝一直尊奉的規矩。因為《尚書．召誥》上的用三牲在新邑祭社神的記載，《詩經》上說的‘於是就設立塚土’，都沒有提到兩社。所以廢置帝社，衹設立太社。《詩》《書》上講的，各指一件事情，又都產生在周公旦製定禮樂製度以前，不能用來改變《周禮》中的明文典章、《祭法》中的正式規定。以前改建廟和社，營造一處社祭的地方，朝中議論紛紛，拿古禮來匡正今製。世祖武皇帝親自發出明智的詔命，肯定了二社的製度，作為長久不變的製度。應當確定新的禮規，依從二社的規製。”韶令聽從了他的意見。
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複省。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
到元帝建武元年，又在洛京設立二社和一稷的祭祀場所。那時的太社的祝說：“地德無私，恩惠無疆。設立太社，保佑萬邦。悠悠四海，無不安康。”那時的帝社的祝說：“坤德深厚，國家無憂。設立帝社，地道發揚，按時祭奉，幸福普降。”
晉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一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並二社之祀。”於是車騎司馬傅鹹表曰：
漢代的禮儀規定，每月初一的早晨，太史要呈上當月的曆表，各有關部門的侍郎尚書們靜聽宣讀政令，照曆表按時執行。初一的前後兩天，牽羊持酒到社神前祭太陽神。太陽如果有變故，就殺羊來祠祭社神，以此來救發生變故的太陽。主持人戴長冠，穿領子袖口有絳色邊飾的中衣、絳色褲子和襪子來行禮，就像以往的做法一樣。自從晉建國後，日月將要交會時，太史便報告合朔的情況，尚書在事前三天，宣布並負責宮內宮外的戒嚴。摯虞的《決疑》中說：“凡是救日食的，都戴赤色幀巾，用來助長陽的力量。日食將要發生時，天子穿素色衣服離開正殿，宮內宮外嚴密警戒。太史登上靈台，等到太陽的變故發生，就在宮門敲鼓。聽到鼓聲，侍奉的臣子都戴上赤色幀巾，佩帶寶劍進宮侍衛。三台令史以上的官員都各自拿劍，站在他們機構的門前。衛尉卿騎馬環繞宮城，巡察戒備，周而複始。同時也在社廟敲鼓，用的是周朝的禮。又用赤色絲線編成繩來係住社神，祝史對社神陳辭來責備它。社神就是勾龍神，是天子的上公，所以陳辭來責備它。太陽恢複常態，這才作罷。”
《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為立社者，為藉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
漢代建安中期，將要在元旦朝會群臣，可是太史報告，元旦那天正值日食。朝臣們不知道是否應該朝會，共同向尚書令荀或請教。當時廣平的計吏劉邵在座，說：“梓慎、裨寵，是古代的良史，但是在預測水災火災方麵，有時還會錯過天時。《禮》書上規定，諸侯們一起朝見天子時，進了門卻不能進行完禮儀的原因有四種，日食是其中一種。然而聖人傳下的製度，不因為有變故異象就事先取消朝會的禮儀，這是因為有時災異自行消失而不發生，有時推算會有錯誤。”荀或和大家都認為有道理而聽從了他的意見，於是照舊朝會，也沒有發生日食，劉邵因為這件事而出了名。
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藉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大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裏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別論複以太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為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群姓之眾，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裏所為名，《左氏傳》盟於清丘之社是也。眾庶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複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
到武帝鹹寧三年、四年，都因為元旦趕上合朔而取消元旦的朝會，是改變了魏的舊製。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上奏說：“《春秋》上說，有日食的時候，天子在社廟擊鼓，是向陰進攻；諸侯在朝堂擊鼓，是向自己進攻。根據尚書台發出的符令，如果太陽有變故，就在各門前擊鼓，這是違反售有典章規定的。”詔令說：“陳述的問題是符合正道的，立即傳令外麵改變原來的布置。”
《祭法》又曰，王為群姓立七祀，王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為而祀也；為群姓者，為群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雲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案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雲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今雲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為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後解亦未易除也。
到康帝建元元年，太史報告說元旦將合朔，後來又不清楚是否應該取消朝會。庾冰正輔佐朝政，寫了劉邵的議論出示給位至八座的高級官員們看。當時有人說劉邵的意見不符合禮的精神，荀或聽從他，那是高明的人一時的過失。因此蔡謨就寫了論文批評劉邵，說：“劉邵提出的災異自行消失而不發生，又認為連梓慎、裨灶都有失誤，所以對太史的報告，也不必十分當真，這些道理自然是對的。可是他說聖人傳下的製度，不因為會有災變異象而事先取消朝會的禮儀，這就錯了。災祥的發生，是為了譴責並告知人君，是王者很重視的上天的告誡，所以穿素色服裝而停止奏樂，退避出正寢，百官穿素色服裝，奉上供品並擊鼓，親自去救它。凡是敬神接受上天告誡的事，與其懷疑而取消它，不如謹慎地奉行它。所以孔子、老聃在鄉裏幫人行葬禮時，因為喪事要在不見星星的情況下進行，所以發生日食時就停下靈柩，說是怎麼能知道不會出現星星呢。可是劉邵取消了這種禮，這是拋棄聖賢的成規呀。魯桓公壬申日遇到災，卻在三天後的乙亥日舉行嚐祭，《春秋》書中批評了他。災事已經過去，仍然感到恐懼不止，所以取消宗廟的祭事，何況得知天眚將要到來，而舉行歡慶娛樂的聚會，就違背禮了。《禮記》所說的諸侯進門後不能完成禮儀的情況，指的是曰官沒有預告，諸侯進去之後，見到日食發生才知道，不是先得知會有日食而不取消朝會。引用這條，可以稱得上是失去了它的本意。劉邵依據的是《禮記》，夫子、老聃在鄉裏的事，也是《禮記》上說的，卻違反了它，取舍都沒有根據。可是荀令稱道，漢朝奉行，於是使得這些說法到今天仍被稱引，沒有人明白它的錯誤，將來的君子們會根據它來作為法式，故此要糾正它。”於是庾冰聽從眾人的意見，因此就取消了朝會。
前被敕，《尚書·召告》乃社於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案《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
至永和年間，殷浩輔佐朝政，又想采納劉邵的主張而不取消朝會。王彪之依據鹹寧、建元時的舊例，又說：“《禮》書說諸侯一同朝見天子，不能完成禮而中止的原因有四種，自認為是指突然發生意外，而不是指事先知道那些事件會發生，卻寄希望於史官推算失誤，所以不預先取消朝會的禮儀。”於是又聽從了彪之的意見。
《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交也。封人所掌社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為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尚書》的“向六宗裏祭”造句話，儒生們說解紛紜，往往不一樣。王莽根據《易經》中提到的“六子”，就設立了六宗祠。魏明帝在位時懷疑這件事，詢問王肅，王肅也認為是《易經》說的六子，所以沒有取消。到晉承受天命之後，司馬彪等人上表說明六宗的祭祀不應該特別設立新的禮規，於是就停止了那些祭祀。後來摯虞就這件事上奏，又認為：“考察舜承受帝位時，‘類祭上帝，裏祭六宗，望祭山川，那麼六宗不是上帝的神名，又不是山的神靈。《周禮》關於肆師的職責中說：‘在祭祀社宗時掌管用牲。’關於黨正的職責中說：‘春秋的祭榮也像這樣。’肆師職責中說的宗，和社並列，那麼等級是和社相同的。黨正職責中說的榮祭，行文沒有涉及社，那麼這個神是和社不同的。周朝的祭祀，沒有比郊社更重要的，宗同等於社，那麼它是重要的神就很清楚了。此外，《月令》講孟冬時向天宗祈禱，那麼《周禮》的祭榮，《月令》的天宗，就是六宗的神。漢光武在高邑即位，依照《虞書》裏祭六宗。安帝元初年間，在幹的方位上設立祭祀場所，禮儀和太社相同。魏繼承了這一製度，到景初二年，對這個神進行廣泛討論，朝臣們議論紛紜，各持己見。衹有散騎常侍劉邵認為萬物都包涵著陰陽兩種相反相成之氣，二者互相激蕩而產生中和之氣。六宗，就是太極衝和的氣，是作為六氣的宗的。《虞書》稱為六宗，《周書》稱為天宗。當時考察研究了有關的各種異同的情況，就聽從了他的意見。漢魏相沿用，成為重要的祭祀。凡是崇仰奉祀百神，一旦放縱不祀神就不來保佑，已經設立了的，就沒有人敢取消它。應該製定新的禮規，祭祀六宗就像從前一樣。”詔令聽從了他的意見。
時成粲義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鹹重表以為：“如粲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壞。《大雅》雲‘乃立塚土’，毛公解曰，‘塚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複為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門，不能默已，謹複續上。”劉寔與鹹議同。詔曰：“社實一神，而相襲二位，眾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一如魏製。”
《禮》書上說，王為各姓設立七祀，叫做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大厲、戶、灶。仲春月玄烏到的那一天，用太牢祭祀高梅神。在《毛詩》的《絲衣篇》中，高子
